Mademoiselle Serpent 。 Signorina Serpente: May 2011

作者：楊絳

　　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車，但不是車，因為不在地上走；像筏，卻又不在水上行；像飛機，卻沒有機艙，而且是一長列；看來像一條自動化的傳送帶，很長很長，兩側設有欄杆，載滿乘客，在雲海裏馳行。我隨著隊伍上去的時候，隨手領到一個對號入座的牌子，可是牌上的字碼幾經擦改，看不清楚了。我按著模糊的號碼前後找去：一處是教師座，都滿了，沒我的位子；一處是作家座，也滿了，沒我的位子；一處是翻譯者的座，標著英、法、德、日、西等國名，我找了幾處，都沒有我的位子。傳送帶上有好多穿灰色制服的管事員。一個管事員就來問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沒有定座。可是我手裏卻拿著個座牌呢。他要去查對簿子。另一個管事員說，算了，一會兒就到了。他們在傳送帶的橫側放下一隻凳子，請我坐下。
　　--------
　　①作者曾將《回憶兩篇》、《圍城》合編為《將飲茶》一書。此文與《隱身衣》曾作為代前言與代後記印於前書後。編者注。

　　我找座的時候碰到些熟人，可是正忙著對號，傳送帶又不停的運轉，行動不便，沒來得及交談。我坐定了才看到四周秩序井然，不敢再亂跑找人。往前看去，只見灰濛濛一片昏黑。後面雲霧裏隱隱半輪紅日，好像剛從東方升起，又好像正向西方下沉，可是升又不升，落也不落，老是昏騰騰一團紅暈。管事員對著手拿的擴音器只顧喊“往前看！往前看！”他們大多憑欄站在傳送帶兩側。
　　我悄悄向近旁一個穿灰制服的請教：我們是在什麼地方。他笑說：“老太太翻了一個大跟頭，還沒醒呢！這是西方路上。”他向後指點說：“那邊是紅塵世界，咱們正往西去。”說罷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為好些乘客頻頻回頭，頻頻拭淚。
　　我又問：“咱們是往哪兒去呀？”
　　他不理睬，只用擴音器向乘客廣播：“乘客們做好準備，前一站是孟婆店；孟婆店快到了。請做好準備！”
　　前前後後傳來紛紛議論。
　　“哦，上孟婆店喝茶去！”
　　“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麼事都忘得一乾二淨了。”
　　“嗐！喝它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
　　“我可不喝！多大的浪費啊！一杯茶沖掉了一輩子的經驗，一輩子不都是白活了？”
　　“你還想抱住你那套寶貴的經驗，再活一輩子嗎？”
　　“反正我不喝！”
　　“反正也由不得你！”
　　管事員大概聽慣這類議論。有一個就用擴音器耐心介紹孟婆店。
　　“‘孟婆店’是習慣的名稱，現在叫‘孟大姐茶樓’。孟大姐是最民主的，喝茶決不勉強。孟大姐茶樓是一座現代化大樓。樓下茶座只供清茶；清茶也許苦些。不愛喝清茶，可以上樓。樓上有各種茶：牛奶紅茶，檸檬紅茶，薄荷涼茶，玫瑰茄涼茶，應有盡有；還備有各色茶食，可以隨意取用。哪位對過去一生有什麼意見、什麼問題、什麼要求、什麼建議，上樓去，可分別向各負責部門提出，一一登記。那兒還有電視室，指頭一按，就能看自己過去的一輩子——各位不必顧慮，電視室是隔離的，不是公演。”
　　這話激起哄然笑聲。
　　“平生不作虧心事，我的一生，不妨公演。”這是豪言壯語。
　　“得有觀眾欣賞呀！除了你自己，還得有別人愛看啊！”這是個冷冷的聲音。
　　擴音器裏繼續在講解：
　　“茶樓不是娛樂場，看電視是請喝茶的意思。因為不等看完，就渴不及待，急著要喝茶了。”
　　我悄悄問近旁那個穿制服的：“為什麼？”
　　他微微一笑說：“你自己瞧瞧去。”
　　我說，我喝清茶，不上樓。
　　他詫怪說：“誰都上樓，看看熱鬧也好啊。”
　　“看完了可以再下樓喝茶嗎？”
　　“不用，樓上現成有茶，清茶也有，上去就不再下樓了——只上，不下。”
　　我忙問：“上樓往哪兒去？不上樓又哪兒去？”
　　他鼻子裏哼了一聲說：“我只隨著這道帶子轉，不知到哪里去。你不上樓，得早作準備。樓下只停一忽兒，錯過就上樓了。”
　　“準備什麼？”
　　“得輕裝，不准夾帶私貨。”
　　我前後掃了一眼說：“誰還帶行李嗎？”
　　他說：“行李當然帶不了，可是，身上、頭裏、心裏、肚裏都不准夾帶私貨。上樓去的呢，提意見啊，提問題啊，提要求啊，提完了，撩不開的也都撩下了。你是想不上樓去呀。”
　　我笑說：“喝一杯清茶，不都化了嗎？”
　　他說：“這兒的茶，只管忘記，不管化。上樓的不用檢查。樓下，喝完茶就離站了，夾帶著私貨過不了關。”
　　他話猶未了，傳送帶已開進孟婆店。樓下陰沉沉、冷清清；樓上卻燈光明亮，熱鬧非常。那道傳送帶好像就要往上開去。我趕忙跨出欄杆，往下就跳。只覺頭重腳輕，一跳，頭落在枕上，睜眼一看，原來安然躺在床上，耳朵裏還能聽到“夾帶私貨過不了關”。
　　好吧，我夾帶著好些私貨呢，得及早清理。

　　　　　　　　　　　　　　　　　　　　一九八三年十月底

回憶我的父親

一

　　我父親楊蔭杭（1878—1945），字補塘，筆名老圃，又名虎頭，江蘇無錫人，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學堂（當時稱「天津中西學堂」），一八九七年轉入南洋公學，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學派送日本留學。回國後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緝，籌借了一筆款子，再度出國赴美留學。我是父親留學回國後出生的，已是第四個女兒。那時候，我父親不復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後做了民國的官，成了衛護「民主法治」的「瘋騎士」——因為他不過做了一個省級的高等審判廳長，為了判處一名殺人的惡霸死刑，堅持司法獨立，和庇護殺人犯的省長和督軍頂牛，直到袁世凱把他調任。他在北京不過是京師高等檢察長，卻把一位貪污巨款的總長（現稱部長）許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釋，直到受「停職」處分。《民國演義》上提到這件事，說楊某其實沒錯，只是官官相護。據我理解，我父親的「立憲夢」，辭官之前早已破滅。
　　我說「理解」，因為都未經證實。我在父母身邊的時候，對聽到的話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傳聞；也有些是父親對我講的，當時似懂非懂，聽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聽父母的談話而領會的。
　　我母親唐須荌也是無錫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們子女從小到大，沒聽到他們吵過一次架。舊式夫婦不吵架的也常有，不過女方會有委屈悶在心裡，夫婦間的共同語言也不多。我父母卻無話不談。他們倆同年，一八九八年結婚。當時我父親還是學生，從他們的談話裡可以聽到父親學生時代的舊事。他們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諢名，還經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當時的趣事。不過我們孩子聽了不准發問。「大人說話呢，『老小』（無錫土話，指小孩子），別插嘴。」他們談的話真多：過去的，當前的，有關自己的，有關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時自我檢討，有時總結經驗。兩人一生中長河一般的對話，聽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Jena de La Bruyeere）《人性與世態》（LesCaracteres）。他們的話時斷時續，我當時聽了也不甚經心。我的領會，是由多年不經心的一知半解積累而得。我父親辭官後做了律師。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詳細向我母親敘述：為什麼事，牽涉什麼人等等。他們倆一起分析，一起議論。那些案件，都可補充《人性與世態》作為生動的例證。可是我的理解什麼時候開始明確，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歲在北京的時候，家裡有一張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總統發給每個下屬的。那張照片先掛在客廳暗陬，不久貶入吃飯間。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筆字：「補塘檢察長」。我常搬個凳子，跪在凳上仔細端詳。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親，怎麼又寫著我父親的名字？我始終沒敢發問，怕問了惹笑或招罵，我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明白：落款不是標籤，也不知什麼時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穩自己的理解沒錯。
　　我曾問父親：「爸爸，你小時候是怎麼樣的？」父親說：「就和普通孩子一樣。」可是我叮著問，他就找出二寸來長一隻陶制青底藍花的小靴子給我，說小時候坐在他爺爺膝上，他爺爺常給他剝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詩「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時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個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過一個小地方的小官。兩代都是窮書生，都是小窮官。我祖父病重還鄉，下船後不及到家便嚥了氣。家裡有上代傳下的住宅，但沒有田產。我父親上學全靠考試選拔而得的公費。
　　據我二姑母說，我父親在北洋公學上學時，有部分學生鬧風潮。學校掌權的洋人（二姑母稱為「洋鬼子」）出來鎮壓，說鬧風潮的一律開除。帶頭鬧的一個廣東人就被開除了。「洋鬼子」說，誰跟著一起鬧風潮的一起開除。一夥人面面相覷，都默不作聲。鬧風潮不過是為了伙食，我父親並沒參與，可是他看到那夥人都縮著腦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說：「還有我！」好得很，他就陪著那個廣東同學一起開除，風潮就此平息。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當時我父親是個窮學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費學校，境遇該算不錯，開除就失去公費。幸虧他從北洋開除後，立即考入南洋公學。我現在還存著一幅一九○八年八月中國留美學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開代表大會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學生展著一面龍旗。後排正中兩個學生扯著一面旗子，大書「北洋」二字。我父親就站在這一排。他曾指著扯旗的一人說「這是劉麻子」，又指點這人那人是誰，好像都很熟。我記得有一次他滿面淘氣的笑，雙手叉腰說：「我是老北洋。」看來他的開除，在他自己和同學眼裡，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從父母的談話裡，知道父親確曾被學校開除，只是不知細節。我父親不愛談他自己，我們也不問。我只記得他偶爾談起此笑話，都是他年輕時代無聊或不講理的細事。他有個同房間是松江人，把「書」字讀如「須」。父親往往故意惹他，說要「撒一課『須』去」（上海話「尿」「書」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個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氣說：「你們老了都會發胖。」我父親跟我講的時候，摩挲著自己發了胖的肚子，忍笑說：「我對他說，我發了胖，就自殺！」胖子氣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父親那時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覺得他還未脫頑童時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訴我：小哥哥（我父親）捉了一隻蛤蟆，對它噴水唸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過了一星期，記起了那只蛤蟆，翻開花盆一看，蛤蟆還沒死，餓成了皮包骨頭。這事我也沒有問過父親，反正他早說過，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樣。

二

　　《中華民國史》１上說：「一九○○年春，留日學生成立勵志會；一九○○年下半年，會員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創辦了《譯書彙編》，這是留學生自辦的第一個雜誌，專門譯載歐美政法名著，諸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義》、穆勒的《自由原論》等書，這些譯著曾在留學生和國內學生中風行一時。」馮自由《革命逸史》２，也說起《譯書彙編》「江蘇人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之，以翻譯法政名著為宗旨，譯筆流麗典雅，於吾國青年私想之進步收效至巨。」我曾聽到我父親說：「與其寫空洞無物的文章，不如翻譯些外國有價值的作品。」還說：「翻譯大有可為。」我在父親從國外帶回的書裡，看到過一本英譯的孟德斯鳩《萬法精義》和一本原文的達爾文《物種起源》。可是我父親從沒有講過他自己的翻譯，我也從未讀過。他也從未鼓勵我翻譯，也從未看到我的翻譯。
　　--------
　　１中華書局版（一九八一）131—132頁。
　　２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二月版第一輯147頁。）

　　據《革命逸史》３他們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學生初到日本，語言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設日華學校，專教中國學生語言及補習科學。「雷奮、楊蔭杭、楊廷棟三人稅居早稻田附近。即當日雷等為《譯書彙編》及《國民報》４撰文之所。留學生恆假其地作聚會集中點。」那時有某日本舍監偷吃中國留學生的皮蛋，又有個日本下女偷留學生的牙粉搽臉。我聽父親講過「偷皮蛋舍監嘗異味，搽牙粉丑婢賣風流」的趣聞。但從不知道父親參與譯書並為《國民報》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親會騎自行車，因為看見過父親扶著自行車照的相片，母親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
　　３第一輯191頁。一八九九年上海南洋公學派留東學生六人（我父親是其中一個，楊廷棟、雷奮和其他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經常聽到的）。
　　４《國民報》是最早提倡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而具特色——《中國民國史》132頁。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１和《中華民國史》２都提到留日學生的勵志會裡有激烈派和穩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視穩健派，兩派「勢如水火」。我父親屬於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屬於穩健派。他們倆的私交卻並不「勢如水火」。我記得父親講他們同班某某是留學生監督的女婿，一九○○年轉送到美國留學。同班學生不服氣。我父親攛掇他那位穩健派朋友提出申請，要求調往美國，理由是同窗楊某（父親自指）一味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說」的影響。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們的搗鬼沒有成功。
　　《中華民國史》上說３「江蘇地方革命小團體發生最早，一九○一年夏留學生楊蔭杭回到家鄉無錫，聚集同志，創設了勵志學會。他們借講授新智識之機，宣傳排滿革命……」。據說這段歷史沒有錯。我不明白他怎麼卒業前一年回鄉，大概是暑假回鄉吧？
　　我父親一九○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當時稱「東京專門學校」）本科卒業。４回國後和雷奮、楊廷棟同被派往譯書館譯書。５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一本我父親編譯的《名學教科書》（一九○三年再版）。想就是那個時期編譯的。孫寶恂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年）日記裡曾提到這部書：「觀《名學》，無錫楊蔭杭述。余初不解東文哲學書中『內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６
　　--------
　　１第一輯151頁。
　　２132頁。
　　３293頁。
　　４見房兆楹輯《史料叢刊》之一（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出版，一九六○）內《日本留學生題名錄·卒業留學生附錄》。
　　５見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一）第72頁。譯學館前身是「北京同文館」。庚子後，京館改稱譯書館。
　　６《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上冊609頁。

　　譯書館因經費支絀，一九○三年停辦。我父回到家鄉，和留日學生蔡文森、顧樹屏在無錫創辦了「理化研究會」，提倡研究理化並學習英語。我母親形容父親開夜車學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個「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記得父親晚年，有一次從上海回到蘇州，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和我母親講「理化會的大成就」。有一個製造「紅丸」（即「白面」）的無錫人，當年曾是「理化會」的成員，後來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園的假山洞裡製造「紅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護）。他製成的毒品用鉛皮密封在木箱裡，運到法國海岸邊，拋入海裡，然後由販毒商人私運入歐洲。那個人成了大富翁。我父親慨歎說：「大約那是我們唯一的成績吧？」
　　東京《國民報》以英國人「經塞爾」名義發行。「經塞爾」其實是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的外國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館的干涉。報中文字由某某等執筆，其中有我父親。後來因資本告罄停版。一九○二年在上海發行的《大陸月刊》繼續鼓吹革命，實際上是《國民報》的變相。我父親仍然是《大陸月刊》的執筆者。２
　　抗戰勝利後，我在上海，陳衡哲先生請我喝茶，會見胡適。他用半上海話對我說：「我認識你的姑母，認識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蘇滬土語「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據說他那時在中國公學讀書」３。鐘書對我說，胡適決不肯亂認老師，他也不會記錯。我想，大概我父親由譯書院回南後在上海工作。我知道他在時事新報館任編輯，也在上海《蘇報》任編輯及撰稿工作並在澄衷學校、務本女校、中國公學教課。聽說他暑假回無錫，在俟實中學公開鼓吹草命，又拒絕對祠堂裡的祖先叩頭，同族某某等曾要驅逐他出族。我記得父親笑著講無錫鄉紳——駐意大利欽差許鈺曾憤然說：「此人（指我父親）該槍斃。」反正他的「革命邪說」招致清廷通緝，於是他籌借了一筆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國到美國留學。
　　--------
　　２《革命逸史》第一輯143頁。
　　３胡適一九○四年入上海中國公學求學。他到過我家蘇州寓所，只是我沒見過。他《四十自述》中提到他的老師楊志洵（景蘇）先生是我父親的族叔亦好友。

　　我大姐說，父親一九○六年到美國求學。但據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籍簿，他一九○六年九月入該校研究科，專研法律；一九○七年七月畢業，寄寓何處等等都記載分明。料想我父親在清廷通緝下，潛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徑。早稻田大學本科卒業不授學位；考入研究科，通過論文，便獲得法學士學位。隨後他就到美國去了。
　　父親告訴我，他初到美國，住在校長（不知什麼學校）家裡學習英語，同住宿的還有幾個美國青年。他要問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類），同學不敢回答，特地問得校長准許，才敢教他。
　　父親從未提及他的學位和論文。我只偶爾揀得一張父親在賓夕法尼業大學一九○九——一九一○年的註冊證。倒是鐘書告訴我：「爸爸的碩士論文收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叢書第一輯，書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我只記得大姐講，父親歸國途中遊歷歐洲其它各國，還帶回好幾份印好的論文。我問鐘書：「你怎麼會知道？」鐘書說：「我看見的——爸爸書房裡的書櫥最高層，一本紅皮書。我還問過爸爸，他說是他的碩士論文——現在當然找不到了。」我寫信給美國友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沒有這本書，據她回信，鐘書一點也沒記錯。那本書一找就見，在法學圖書館。承她還為我複製了封面幾頁和一篇盧易士（Draper Lewis）教授寫的序文。據那張註冊證，他是當時的法學院長。全書三百十九頁，我父親離校後一九一一年出版。從序文看來，這本書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據的德國商法以及它所採用的歐洲大陸系統的商法作比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為了適合日本的國情，由比較中闡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對這本書很稱賞，不過我最感親切的是盧易士先生形容我父親寫的英文：「雖然完全正確，卻有好些別緻的說法；而細讀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簡潔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則，確切地表達出來。」我想這是用很客氣的話，說我父親寫的英文有點中國味道吧？
　　我猜想，父親再次出國四年多，脫離了革命，埋頭書本，很可能對西方的「民主法治」產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漸漸冷靜下來。北伐勝利後，我經常聽到父親對母親挖苦當時自稱的「廉潔政府」。我在高中讀書的時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記得父親曾和我談過「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得失。他講得很仔細，可是我不大懂，聽完都忘了，只覺得父親傾向於改良。他的結論是「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不過父親和我講這番話的時候，他的「立憲夢」早已破滅了。我當時在父母的庇蔭之下，不像我父親年輕時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脫離實際的後知後覺或無知無覺，只憑抽像的瞭解，覺得救國救民是很複雜的事，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解決問題，還得爭求一個好的制度，保障一個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親對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稱慈禧為禍國殃民的無識「老太婆」。我也從未聽他提到光緒有任何可取，他回國後由張謇推薦，在北京一個法政學校教課。那時候，為宣統「輔政」的肅親王善耆聽到我父親是東西方法律的行家，請他晚上到王府講授法律課。我父親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為背景的小說裡曾提起這事，鐘書看到過，但是記不起書名，可能是《留芳記》。聽說這個肅親王是較為開明而毫無實權的人。我父親為他講法律只是為餬口計，因為法政學校的薪水不夠維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親辭職回南，肅親王臨別和他拉手說：「祝你們成功。」拉手祝賀，只表示他有禮貌，而「你們」兩字卻很有意思，明白點出東家和西席之間的不同立場。「祝你們成功」這句話是我父親著重和我講的。
　　我父親到了上海，在申報館任編輯，同時也是上海律師公會創始人之一。當律師仍是為餬口計。我是第四個女兒，父母連我就是六人，上面還有祖母。父親有個大哥在武備學校學習，一次試炮失事，轟然一聲，我大伯父就轟得不知去向，遺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還有大小孩子的學費。我的二姑母當時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啟明女校讀書，三姑母在蘇州景海女校讀書，兩位姑母的學費也由我父親供給。我有個叔叔當時官費在美國留學，還沒有學成。整個大家庭的負擔全在我父親一人身上。

三

　　據我大姐講，我父親當律師，一次和會審公堂的法官爭辯。法官訓斥他不規規矩矩坐著，卻蹺起了一條腿。我父親故意把腿蹺得高高的，侃侃而辯。第二天上海各報都把這事當作頭條新聞報道，有的報上還畫一個律師，蹺著一條腿。從此我父親成了「名」律帥。不久，由張謇推薦，我父親做了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兼司法籌備處處長，駐蘇州。我父母親帶了我們姊妹，又添了一個弟弟，搬到蘇州。
　　我不知道父親和張謇是什麼關係，只記得二姑母說，張謇說我父親是「江南才子」。鐘書曾給我看張謇給他父親的信，稱他父親為「江南才子」。這使我不禁懷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別有緣，從一個「才子」家到又一個「才子」家！我記得我們蘇州的住宅落成後，大廳上「安徐堂」的匾額還是張謇的大筆，父親說那是張謇一生中末一次題的匾。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齡出任國務總理，宣稱要組成「第一流經驗與第一流人才之內閣」。當時名記者黃遠庸在《記新內閣》（民國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１裡說：「有擬楊蔭杭（即老圃者）〔長司〕法部者，此語亦大似商量飯菜單時語及園圃中絕異之新蔬，雖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即長法部，識者謂次長一席終須此圃。此圃方為江蘇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盤佳也。」顯然我父親是啃「老菜根」而不上「台盤」的。
　　--------
　　１全文見《遠生遺著》——民國九年（一九二○）版第三冊189—193頁。這是鐘書提供的資料。

　　我父親當了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不久國家規定，本省人迴避本省的官職，父親就調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長，駐杭州。惡霸殺人的案件，我從父母的談話裡只聽到零星片斷。我二姑母曾跟我講，那惡霸殺人不當一回事，衙門裡使些錢就完了，當時的省長屈映光（就是「本省長向不吃飯」的那一位），督軍朱某（據說他和惡霸還有裙帶親）都回護兇犯。督軍相當於前清的撫台，省長相當於藩台，高等審判廳長算是相當於臬台，通稱「三大憲」；臬台當然是最起碼的「大憲」，其實是在督軍省長的轄治之下。可是據當時的憲法，三權分立，督軍省長不能干預司法。這就造成僵局，三權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為二。我父親堅持司法獨立，死不讓步。我不知雙方僵持多久，約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晉見袁世凱，我父親就調任了。
　　我曾聽到父母閒話的時候，驚詫那些走門路的人無孔不入，無縫不鑽。我外祖父偶從無錫到杭州探望女兒，立刻就被包圍了。我的外祖父是個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聽了誰的調唆，向我父親說了什麼話。我父親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聲。外祖父後來悄悄問我母親：「怎麼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個悶屁？」這句話成了父母常引用的「典故」。
　　我父親去世以後，浙江興業銀行行長葉景葵先生在上海，鄭重其事地召了父親的子女講這件惡霸判處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講的相同，不過他著重說，那惡霸向來魚肉鄉民，依仗官方的勢力橫行鄉里；判處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說：「你們老人家大概不和你們講吧？我的同鄉父老至今感戴他。你們老人家的為人，做兒女的應該知道。」
　　屈映光有個秘書屈伯剛先生，上海孤島時期在聖約翰大學當國文教授，也在振華女中（滬校）兼課，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蘇州人，一次他一口純蘇白對我說：「唔篤老太爺直頭硬！嗐，直頭硬個！」我回家學給父親聽。父親笑了，可是沒講自己如何「硬」，只感歎說：「朝裡無人莫做官。」屈映光晉見袁世凱，告了我父親一狀，說「此人頑固不靈，難與共事」。袁世凱的機要秘書長張一(鹿各)（仲仁）先和恰巧是我父親在北洋大學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親沒吃大虧。我父親告訴我說，袁世凱親筆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他就調到北京。
　　我問父親：「那壞人後來就放了嗎？」父親說：「地方廳長張XX （我忘了名字）是我用的人。案子發回重審，他維持原判。」父親想起這事，笑著把拳頭一攢說：「這是我最得意的事！」
　　「壞人就殺了？」
　　父親搖頭說：「關了幾時，總統大赦，減為徒刑，過幾年就放了。」我暗想，這還有什麼時得意的呢？證明自己判決得不錯？證明自己用的人不錯？這些笨話我都沒問，慢慢地自己也領會了。
　　地方廳長張光生所受的威脅利誘，不會比我父親所受的輕。當時實行的是「四級三審」制。每個案件經過三審就定案。到高等廳已是第二審，發回重審就是第三審，不能再向大理院上訴。兇犯家屬肯定對地方廳長狠加壓力。高等廳長已調任，地方廳長如果不屈從當地權勢，當然得丟官。張先生維持原判，足見為正義、為公道個計較個人利害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報上宣揚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無聞的好人好事還不知有多少，就記起父親一攢拳頭的得意勁兒，心上總感到振奮——雖然我常在疑慮，甚至悲觀。
　　我想，父親在北京歷任京師高等審判廳長，京師高等檢察長、司法部參事等職，他准看透了當時的政府。「憲法」不過是一紙空文。他早想辭官不幹了。他的「頑固不靈」，不論在杭州，在北京，都會遭到官場的「難與共事」。我記得父母講到扣押了那位許總長不准保釋的那一夜，回憶說：「那一夜的電話沒有停。」都是上級打來的。第二天，父親就被停職了。父親對我講過：「停職審查」雖然遠不如「褫職查辦」嚴重，也是相當重的處分；因為停職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過日子的。１
　　--------
　　１據民初司法懲戒處分，停職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停止俸給。

　　我當時年幼，只記得家裡的馬車忽然沒有了，兩匹馬都沒有了，大馬伕、小馬伕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結果。
　　我父親在大暑天和一位愛做詩的植物學家同鄉黃子年同上百花山去採集標本，去了大約一星期，回家來一張臉曬成了紫赯色，一個多星期後才慢慢退白。父親對植物學深有興趣，每次我們孩子到萬牲園（現稱「動物園」）去看獅子老虎，父親總一人到植物園去，我不懂植物有什麼好看。那次他從百花山回來，把採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葉葉，都用極小極整齊的白紙條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張橡皮紙上，下面註明什麼科（如茄科、菊科、薔薇科等）植物，什麼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多年後，我又看到過那些標本。父親做標本的時候，我自始至終一直站在旁邊仔仔細細地看著，佩服父親幹活兒利索，剪下的小白紙條那麼整齊，寫的字那麼好看，而且從不寫錯。每張橡皮紙上都蒙上一張透明的薄紙，積成厚厚的一大疊，就用一對木夾子上下夾住，使勁用腳踩扁，用繩子緊緊捆住。這幾捆標本帶到無錫，帶到上海，又帶到蘇州，後來有一次家裡出垃圾，給一個中學收買去做教材了。父親有閒暇做植物標本，想必是在停職期間。
　　我家租住陳璧的房子。大院南邊籬下有一排山桃樹。我那年揀桃核的時候，三姐對我說：「別揀了，咱們要回南了。」我不懂什麼叫「回南」。姐姐跟我講了，然後說，母親的行李限得很嚴，桃核只能揀最圓整的帶幾顆。我著急說：「那麼我的泥刻子呢？」姐姐說泥刻子南邊沒用，南邊沒有黃土。我在箱子間的外間屋裡，看見幾隻整理了一半的網籃，便偷偷兒撒了兩把桃核進去，後來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從不出遊的母親游了頤和園、香山等名勝，還買了好些北京的名藥，如紫金錠、梅花點舌丹之類，絹制的宮花等等，準備帶回南方送人的。
　　據我國近代史料１許世英受賄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國務會議認為許世英沒有犯罪的證據，反要追究檢察長楊蔭杭的責任；許世英宣告無罪，他隨即辭去交通部長的職務。我想，父親專研法律，主張法治，堅持司法獨立；他小小的一個檢察長——至多不過是一個「中不溜」的幹部，竟膽敢拘捕在職的交通部總長，不准保釋，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證，也一定明確自己沒百逾越職權。他決不會順從國務會議的「宣告」，不會承認國務會議有判決議。我不知這個案子是如何了結的，可是我料想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親準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腦在頂牛。一九一九年他辭職南歸，沒等辭職照准２。
　　--------
　　１陶菊隱《北京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三冊第111頁（一九五七年三聯版）；《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記》第二十輯第75頁（一九八四年中華書局版）。
　　２范旭侖君寄我一九二○年五月間上海《申報》《楊蔭杭律師啟事》一則，說：「閱報得知」辭職獲准，現重操律師舊業。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級。忽有一天清早，我跟著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見一個並不要好的同學，我恨不能叫她給我捎句話給同學，說我「回南」了，心上很悵然。
　　火車站上為我父親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誰也沒有那麼多人送行，我覺得自己的父親與眾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車快開了，父親才上車。有個親戚末了一分鐘趕到，從車窗裡送進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見我們離開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裡，我們只覺得母親是萬能的。可是到了火車上，母親暈車嘔吐，弱得可憐。父親卻鎮定從容地照看著一家大小和許多行李。我自以為第一次坐火車，其實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後我家遷居蘇州，又遷居杭州，又回到北京，這次又回南，父親已經富有旅行的經驗了。
　　幾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時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啟明女校上學。她們寄宿學校，只暑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張勳復辟，北京亂糟糟，兩個姐姐沒能夠到北京，只好回到無錫老家去過了一個暑假。姊妹倆想家得厲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傷寒，住在醫院裡。當時天津大水，火車不通。母親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輪船趕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經失散，看不清母親的臉，只拉著母親的手哭，她不久去世，還不到十五歲。二姐是我們姊妹裡最聰明的一個，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傷心事。我母親隨即帶了大姐同回北京，一九一九年我家離北京南歸，我只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面卻添了兩個弟弟和我的七妹。我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大客棧，搭「新銘」輪船到上海。我父親親自抱著七妹，護著一家人，押著大堆行車上船下船。我記得父母吩咐，「上海碼頭亂得很，『老小』要聽話」。我們很有秩序地下了輪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輪拖帶的小船，一隻火輪船可以拖帶一大串的小船。我們家預先包好一隻「拖船」，行李堆在後艙，一家人都坐在前艙，晚上把左右兩邊座位中間的空處搭上木板，就合成一隻大床。三姐著急說：「我的腳往哪兒垂呀？」父親說她「好講究！腳還得往下垂嗎？」大家都笑。我們孩子覺得全家睡一隻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親在無錫預先租下房子，不擠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廚房外面有一座木橋，過了橋才是後門。我可以不出家門，而站在橋上看來往的船隻，覺得新奇得很。我父母卻對這宅房子不滿意，只是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
　　我還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親正當壯年，也沒估計到自己會病得幾乎不起。據說租住那所房子的幾個住戶都得了很重的傷寒症，很可能河水有問題。我父親不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個時期的留學生，只信西醫，不信中醫。無錫只有一個西醫，是外國人。他每次來就抽一點血，拿一點大便，送往上海化驗，要一個星期才有結果。檢查了兩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幾星期發高燒，神識都昏迷了。我母親自作主張，請了一位有名的中醫來，一把脈就說「傷寒」。西醫又過了一星期才診斷是傷寒。父親已經發燒得只說昏話了。他開始說的昏話還是笑話。他看我母親提了玻璃溺壺出去，就說：「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著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昏話漸漸變為鬼話，說滿床都是鬼。家裡傭人私下說：「不好了，老爺當了殼隍老爺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
　　我記得有一夜已經很晚了，家裡好像將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著燈，許多親友來來往往。我母親流著淚求那位名醫處方，他搖頭斷然拒絕。醫生不肯處方就是病人全沒指望了。我父親的老友華實甫先生也是有名的中醫，當晚也來看望。他答應我母親的要求「死馬當活馬醫」，開了一個藥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親居然掙扎過來。我母親始終把華實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醫卻認為我父親自己體力好，在「轉換期」（crisis）戰勝了病魔。不過無論中醫西醫，都歸功於我母親的護理。那年大除夕，我父親病骨支離，勉強能下床行走幾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著我的頭，慢慢兒走到家人團坐的飯桌邊。椅裡墊上一條厚被，父親象徵性地和我們同吃了年夜飯。
　　父親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來探望的人都搖頭喟歎說：「唉，要緊人呀！」「要緊人」就是養家人，我們好大一家人全靠父親撫養。找叔叔在美國學統計，學成回國，和訂婚多年的嬸嬸結婚，在審計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遺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我一位寡嬸和一個堂妹。我們小家庭裡，父母子女就有八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親竟一病不起，我如有親戚哀憐，照應我讀幾年書，也許可以做個小學教員。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無錫多的是工廠。
　　我父親滿以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沒想到生了那麼一場重病。當時的社會，病人哪有公費治療呢！連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沒個著落呀。我父親病中，經常得到好友陳光甫先生和楊廷棟（翼之）先生的資助。他們並不住在無錫，可是常來看望。父親病中見了他們便高興談笑，他們去後往往病又加重。我雖是孩子，經常聽到父母談到他們，也覺得對他們感激。近代史所調查的問題之一是問到楊廷棟的後人是誰。慚愧得很，我雖然常常聽到楊翼之的名字，卻從未見過面，更不知他的後人——我實在很想見到他們，表達我們的感激。１

四

　　我父親病後就到上海申報館當「主筆」（這是我大姐的話，據日本人編的參考資料２我父親是「上海申報社副編輯長」）。那時候，我已經和三姐跟隨大姐同在上海啟明女校讀書，寄宿在校。老家仍在無錫，我們那個小家一九二○年秋搬到上海，租居兩上兩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裡，有一天，我父親的老友接我們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親同窗的「穩健派」，後來參與了和日本人訂「二十一條」的章宗祥。我父母講到「二十一條」的時候，總把這位同窗稱為「嘴巴」。據我猜想，大約認為他不是主腦，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從沒問過，但想來猜得不錯）。我記得父親有一次和我講到這件事，憤憤地說：「他們喊喊喊喊喊，只瞞我一個！打量我都不知道嗎！」我想，「嘴巴」是不願聽我父親的勸阻或責備吧？我們家最初到北京，和他們家好像來往較多，以後就很疏遠了。我記得在上海只到他們家去過一次，以後只我二姑母帶著七妹妹去了一次，父母親沒再去過。
　　--------
　　１一九九二年，我得到楊翼之先生外孫女的信，欣知遙寄的感激已經寄到。
　　２《亞洲問題講座》第十二卷，尾崎秀實主編《亞洲人名辭典》，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創元社刊

　　他們是用汽車來接我們一家的，父親母親帶了兩三個女兒同去。我還是個小土包子，沒坐過汽車。車穿過鬧市，開進一個幽靜的地區。街道兩旁綠樹成蔭，只聽得一聲聲悠長的「知了」、「知了」。進門就看見大片的綠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樹，中間一座洋房顯得矮而小；其實房於並不小，只因為四周的園地很大，襯得房子很小。我看見他們家的女兒在樹蔭下的草坪上玩，覺得她們真舒服。我父親平時從不帶孩子出去拜訪人，只偶爾例外帶我。我覺得有些人家儘管比我家講究得多，都不如這一家的氣派。那天回家後，大姐盛稱他們家的地毯多厚，沙發多軟。父親意味深長地慨歎一聲說：「生活程度（現在所謂『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的。」他只說了這麼一句。可是這句話我父親在不同的場合經常反覆說，儘管語氣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總是同一回事。父親藏有這位朋友的一張照片，每次看了總點頭喟歎說：「絕頂聰明人……」，言下無限惋惜。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聰明人」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個人的利益，不惜出賣自己，也不顧國家的體面，就常想到我父親對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惜。
　　我父親病後身體漸漸復元，在申報館當副主編的同時，又重操律師舊業。他承認自己喜歡說偏激的話。他說，這個世界上（指當時社會）只有兩種職業可做，一是醫生，二是律師（其實是指「自由職業」）。他不能作醫生，只好當律師。他嫌上海社會太複雜，決計定居蘇州。我們家隨即又遷到蘇州。可是租賃的房子只能暫時安身，做律師也得有個事務所。我母親說，我家歷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蓋一所房子了。可是我父親自從在北京買了一輛馬車，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有了「財產」，「從此多事矣」。他反對置買家產。
　　可是有些事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舊的大房子要出賣。那還是明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間很高大的廳也已經歪斜，當地人稱為「一文廳」。據說魏忠賢當權的時候，有人奏稱「五城造反」，蘇州城是其中一個。有個「徐大老爺」把「五城」改為「五人」，張溥《五人墓碑記》上並沒有「五城」改「五人」之說，也沒見「徐大老爺」的名字。張謇題的「安徐堂」匾上有這位「徐大老爺」的官銜和姓名，可惜我忘了。「一文廳」是蘇州人感激這位「徐大老爺」而為他建造的，一人一文錢，頃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稱為「一文廳」。我自從家裡遷居蘇州，就在當地的振華女中上學，寄宿在校，週末回家，見過那一大片住滿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住有二三十家，有平房，也有樓房。有的人家住得較寬敞，房子也較好。最糟的是「一文廳」，又漏雨，又黑暗，全廳分隔成二排，每排有一個小小的過道和三間房，每間還有樓上樓下。總共就是十八間小房，真是一個地道的貧民窟，挑擔的小販常說：「我們挑擔子的進了這個宅子，可以轉上好半天呢。」
　　我父親不精明，買下了這宅沒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許多小破房子，擴大了後園，添種了花樹，一面直說：「從此多事矣！」據他告訴我，買房子花掉了他的一筆人壽保險費，修建是靠他做律師的收入。因為買房以後，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基本上能自立，無錫老家的負擔已逐漸減輕。房子費了兩年左右才修建完畢。
　　我常掛念原先的二三十戶人家到了哪裡去。最近，有個親戚偶來看我，說他去看了我們蘇州的房子（我們已獻給公家），現在裡面住了五十來戶。我大為驚詫，因為許多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來那麼多房間呢？不過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間間再搭上。一條寬走廊就能隔成幾間房呢。許多小戶合成一個大宅，一個大宅又分成許多小戶，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勢」。
　　我父親反對置買家產不僅是圖省事，他還有一套原則。對本人來說，經營家產耗費精力，甚至把自己降為家產的奴隸；對子女來說，家產是個大害。他常說，某家少爺假如沒有家產，可以有所作為，現成可「吃家當」，使他成了廢物，也使他不圖上進。所以我父親明明白白地說過：「我的子女沒有遺產，我只教育他們能夠自立。」我現在常想：靠了家產不圖上進的大少爺即使還有，也不多了，可是捧著鐵飯碗吃大鍋飯而不求上進的卻又那麼多；「吃家當」足不行了，可是吃國家的財產卻有多種方式。我父親知道了又將如何感慨。
　　我在中學的時候，聽父親講到同鄉一位姓陸的朋友有兩個在交通大學讀書的兒子，那兩個孩子倒是有志氣的，逃出去做了共產黨。１我弟弟在上海同濟讀書的時候，帶了一個同學到我家來。我聽弟弟轉述那人的議論，很像共產主義的進步思想。我父親說那孩子是「有志氣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對我說：「你覺得嗎，咱們爸爸很腐朽。」我斷定這是他那位朋友的話，因為他稱我弟弟為「安徐堂」的「少爺」。在他眼裡，我父親是一個大律師，住一宅寬廊大院的大宅子，當然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我沒有搬嘴，只覺得很滑稽，因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論，和共產主義的口號很相近，我常懷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親主張自食其力，不能不勞而食。這和「個勞動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嗎？
　　我們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後後的破房子還沒拆盡，到處都是鼻涕蟲２和蜘蛛；陰濕的院子裡，只要扳起一塊磚，磚下密密麻麻的爬滿了鼻涕蟲。父親要孩子幹活兒，懸下賞格，鼻涕蟲一個銅板一個，小蜘蛛一個銅板三個，大蜘蛛三個銅板一個。這種「勞動教育」其實是美國式的鼓勵孩子賺錢，不是教育「勞動光榮」。我週末回家，發現弟弟妹妹連因病休學在家的三姐都在「賺錢」。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條鼻涕蟲硬要一塊錢（那時的一元銀幣值二百七十——二百九十銅板）。我聽見母親對父親說：「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圖了。」可是物質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蟲和蜘蛛都捉盡。母親對「唯利是圖」的孩子也有辦法。錢都存在她手裡，十幾元也罷，幾十元也罷，過些時候，存戶忘了討帳，「銀行」也忘了付款，糊塗帳漸漸化為烏有，就像我們歷年的壓歲錢一樣。因為我們不必有私產，需錢的時候可以問母親要。
　　--------
　　１指陸定一同志兄弟。
　　２軟體動物，像沒殼的蝸牛而較肥大。

　　假如我們對某一件東西非常艷羨，父親常常也只說一句話：「世界上的好東西多著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爭取。也許這又是一項「勞動教育」，可是我覺得更像鼓吹「個人奮鬥」。我私下的反應是，「天下的好東西多著呢，你能樣樣都有嗎？」
　　我父親又喜歡自稱「窮人」。他經常來往的幾個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因為他開口就有說不盡的苦事），一是「忙人」（因為他活動較多），一是父親自稱的「窮人」。我從父母的談話裡聽來，總覺得「窮人」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反抗性的自詡，彷彿是說，「我是窮人，可是不羨慕你們富人。」所謂「窮」，無非指不置家產，「自食其力」。不過我父親似乎沒有計較到當時社會上，「自食其力」是沒有保障的；不僅病不得，老不得，也沒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干自己喜愛或專長的事。
　　我父親不愛做律師。他當初學法律，並不是為了做律師。律師的「光榮任務」是保衛孤弱者的權益，可是父親只說是「幫人吵架」。民事訴訟十之八九是力爭奪財產；便是婚姻問題，底子裡十之八九還是為了財產。我父親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當起法官來，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成了當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紹來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要求我父親設法對付他異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讓她承襲遺產。那妹妹還在中學讀書。我記得父親怒沖沖告訴母親說：「那麼個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臉說出這種話來！」要幫著欺負那個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櫃不受理這種案件，可是我父親硬把那人訓了一頓，指出他不能勝訴（其實不是「個能」而是「個該」），結果父親主持了他們分家。
　　有時候我父親為當事人氣憤不平，自己成了當事人，躺在床上還撇不開。他每一張狀子都自己動筆，悉心策劃，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勝訴。如果自己這一方有弱點，就和對方律師勸雙方和解，父親常說，「女太太」最奇怪，打贏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稱心，就好像全是辯護律帥的恩惠。父親認為那不過是按理應得的解決罷了。有許多委任他做辯護律師的當事人，事後就像我家的親戚朋友一樣，經常來往。有兩個年輕太太曾一片至誠對我母親叩頭表示感謝，多年後還對我們姊妹像姊妹一樣。
　　有些事不論報酬多高，我父親決不受理。我記得那時候有個駐某國領事高瑛私販煙上出國的大案件，那領事的親信冉三上門，父親推說個受理刑事案。其實那是證話。我祖母的丫頭的兒子，酒後自稱「革命軍總指揮」，法院咬定他是共產黨，父親出盡力還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記得一次大熱天父親為這事出庭回家，長衫汗濕了中截，裡面的夏布短褂子汗濕得滴出水來。父親已經開始患高血壓症，我接過那件沉甸甸的濕衣，心上也同樣的沉重。他有時到上海出庭，一次回來說，又攬了一件刑事案。某銀行保險庫失竊。父親說，明明是經理監守自盜，卻冤枉兩個管庫的老師傅。那兩人歎氣說，我們哪有錢請大律師呢。父親自告奮勇為他們義務辯護。我聽偵探小說似的聽他向我母親分析案情，覺得真是一篇小說的材料。可惜我到清華上學了，不知事情是怎樣了局的。１
　　那時蘇州的法院賄賂公行。有的津師公然索取「運動費」（就是代當事人納賄的錢）。「兩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記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當事人沒錢，可以等打贏了官司大家分肥，這叫作「樹上開花」。有個「詩酒糊塗」的法官開庭帶著一把小茶壺，壺裡是酒。父親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師，我記得他們經過仔細商量，合寫了一個呈文給當時的司法總長（父親從前的同學或朋友）。這些時，地方法院調來一個新院長。有人說，這人在美國坐過牢。父親說：「坐牢的也許是政治犯——愛國志士。」可是經凋查證實，那人是偽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記得父親長歎一聲，沒話可說，在貪污腐敗的勢力前面，我父親始終是個失敗者。
　　他有時伏案不是為當事人寫狀子。我偶爾聽到父親告訴母親說：「我今天放了一個『屁』，或『一個大臭屁』或『惡毒毒的大臭屁』。」過一二天，母親就用大剪子從《申報》或《時報》上剪下這個「屁」。我只看見一個「評」字，上面或許還有一個「時」字吧？父親很明顯地不喜歡我們看，所以我從沒敢偷讀過。母親把剪下的紙粘連成長條，捲成一大卷，放在父親案頭的紅木大筆筒裡。日寇佔領蘇州以後，我們回家，案上的大筆筒都沒有了。那些「評」或許有「老圃」的簽名，可是我還無緣到舊報紙上去查看。２
　　--------
　　１《當代》一九八三年五六兩期刊載了我回憶父親的這篇文章，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寧夏銀川市一位財經部退休幹部林壯志同志來信說，他對這件失竊案深知內情，他說我父親「對案情的分析是正確的，那是一件監守自盜案。」他已寫了《五十五年前無錫銀行保險庫失竊巨案真相》一文，「揭破半個世紀前這個疑案之謎」。據說那兩個老師傅宣告無罪釋放，案子「不了了之」。
　　２承華東師範大學闞緒良同志抄給我看徐鑄成先生《報海舊聞》11頁上一段文字：「我那時比較欣賞老圃的短文章，談的問題小，而言之有物，文字也比較雋永」。
　　一九九二年，我的朋友們發現了大量署名「老圃」的文章，一九九三年將出版「老圃遺文輯」。

五

　　我父親凝重有威，我們孩子都怕他，儘管他從不打罵。如果我們個乖，父親只會叫急，喊母親把淘氣的孩子提溜出去訓斥。鐘書初見我父親也有點怕，後來他對我說：「爸爸是『望之儼然，接之也溫』。」我們怕雖怕，卻和父親很親近。他喜歡飯後孩子圍繞著一起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我十一歲的暑假，在上海，看見路上牽著草繩，繩上掛滿了紙做的小衣小褲，聽人家說「今大是盂蘭盆會，放焰口」，我大驚小怪，回家告訴父母，惹得他們都笑了。可是「放焰門」還是我家常用的詞兒，不論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親好像從沒有空閒的時候。我們唱的兒歌都是母親教的，可是她很少時間陪我們玩。我記得自己四五歲的時候，有一次在小木碗裡剝了一堆瓜子仁，拉住母親求她「真的吃」——因為往常她只做個姿勢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當時的驚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臉的快活而為我吃盡的。我八歲的冬天，有一次晚飯後，外面忽然刮起大風來。母親說：「啊呀，阿季的新棉褲還沒拿出來。」她叫人點上個洋燈，穿過後院到箱子間去開箱子。我在溫暖的屋裡，背燈站著，幾乎要哭，卻不懂自己為什麼要哭。這也是我忘不了的「別是一般滋味」。
　　我父親有個偏見，認為女孩子身體嬌弱，不宜用功。據說和他同在美國留學的女學生個個短壽，都是用功過度，傷了身體。他常對我說，他班上某某每門功課一百分，「他是個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親嘲笑。我在高中還不會辨平仄聲。父親說，不要緊，到時候自然會懂。有一天我果然四聲部能分辨了，父親晚上常踱過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麼聲。我考對了他高興而笑，考倒了他也高興而笑。父親的教育理論是孔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嗚」。我對什麼書表示興趣，父親就把那部書放在我書桌上，有時他得爬梯到書櫥高處去拿；假如我長期不讀，那部書就不見了——這就等於譴責。父親為我買的書多半是詩詞小說，都是我喜愛的。
　　對有些事父親卻嚴厲得很。我十六歲，正念高中。那時北伐已經勝利，學生運動很多，常要遊行、開群眾大會等。一次學生會要各校學生上街宣傳——攝一條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講。我也被推選去宣傳。可是我十六歲看來只像十四歲，一著急就漲紅了臉。當時蘇州風氣閉塞，街上的輕薄人很會欺負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們只準會看猴兒似的攏上來看，甚至還會耍猴兒。我料想不會有人好好兒聽。學校裡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說「家裡不贊成」，就能豁免一切開會、遊行、當代表等等。我週末回家就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也說「家裡不贊成」。父親一口拒絕。他說：「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我說，「不行啊，少數得服從多數呀。」父親說：「該服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說。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實在難說，我能說自己的臉皮比別人薄嗎？
　　父親特向我講了一個他自己的笑話。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的時候，張勳不知打敗了哪位軍閥勝利入京。江蘇士紳聯名登報擁戴歡迎。父親在歡迎者名單裡忽然發現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屬下某某擅自干的，以為名字既已見報，我父親不願意也只好罷了。可是我父親怎麼也不肯歡迎那位「辮帥」，他說「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報上登上一條大字的啟事，申明自己沒有歡迎。他對我講的時候自己失笑，因為深知這番聲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學著一位朋友的話說：「唉，補塘，聲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親說：「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 to say no！你敢嗎？」
　　我苦著臉說「敢！」敢，可惜不是為了什麼偉大的目標，只是一個愛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醜罷了。所以我到校實在說不出一個充分的理由，只堅持「我不贊成，我不去」。這當然成了「豈有此理」。同學向校長告狀，校長傳我去狠狠訓斥了一頓。我還是不肯，沒去宣傳。被推選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長些，也老練些。她們才宣傳了半人，就有個自稱團長的國民黨軍官大加欣賞，接她們第二天到留園去宣傳，實際上是請她們去遊園吃飯。校長事後知道了大吃一驚，不許她們再出去宣傳。我的「豈有此理」也就變為「很有道理」。
　　我父親愛讀詩，最愛杜甫詩。他過一時會對我說「我又從頭到底讀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詩。我記得他有一次悄悄對我說：「你知道嗎？誰都作詩！連xx（我們父女認為絕不能做詩的某親戚）都在作詩呢！」父親鑽研的是音韻學，把各時代的韻書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說：「爸爸讀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書。」抗戰時期，我和鐘書有時在在父親那邊。父親忽發現鐘書讀字典，大樂，對我說：「哼哼，阿季，還有個人也在讀一個字、一個字的書呢！」其實鐘書讀的不是一個個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親得意，我就沒有分辯。
　　有時候父親教我什麼「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興趣，父親說我「喜歡詞章之學」，從個強我學他的一套。每晚臨睡，他朗聲讀詩，我常站在他身邊，看著他的書旁聽。
　　自從我家遷居蘇州，我就在蘇州上學，多半時候住校，中間也有二三年走讀。我記憶裡或心理上，好像經常在父母身邊；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著父親或母親。我母親管著全家裡裡外外的雜事，傭人經常從前院到後園找「太太」，她總有什麼事在某處絆住了腳。她難得有閑靜靜地坐在屋裡，做一回針線，然後從擱針線活兒的籐匾裡拿出一卷《綴白裘》邊看邊笑，消遣一會兒。她的臥房和父親的臥房相連；兩隻大床中間隔著一個永遠小關的小門。她床頭有父親特為她買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頭記》，床角還放著一隻台燈。她每晚臨睡愛看看《石頭記》或《聊齋》等小說，她也看過好些新小說。一次她看了幾頁綠漪女士的《綠天》，說：「這個人也學著蘇梅的調兒。」我說：「她就是蘇梅呀。」很佩服母親怎能從許多女作家裡辨別「蘇梅的調兒」。
　　我跟著父親的時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辯護，一上午總伏案寫稿子，書案上常放著一疊裁得整整齊齊的竹簾紙完稿紙用，我常揀他寫禿的長鋒羊毫去練字。每晨早飯後，我給父親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父親飯後吃水果，我專司剝皮；吃風乾栗子、山核桃等乾果，我專司剝殼。中午飯後，「放焰口」完畢，我們「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讓父親歇午。一次父親叫住我說：「其實我喜歡有人陪陪，只是別出聲。」我常陪在旁邊看書。冬天只我父親屋裡生個火爐，我們大家用煨炭結子的手爐和腳爐。火爐裡過一時就需添煤，我到時輕輕夾上一塊。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聲。
　　有一次寒假裡，父親歇午，我們在火爐裡偷烤一大塊年糕。不小心，火夾子掉在爐盤裡，年糕掉在火爐裡，乒乒乓乓鬧得好響。我們闖了禍不顧後果，一溜煙都跑了。過些時偷偷回來張望，父親沒事人似的坐著工作。我們滿處找那塊年糕不見，卻不敢問。因為剛剛飯後，遠不到吃點心的時候呢。父親在忍笑，卻虎著臉。年糕原來給扔在字紙簍裡了。母親知道了準會怪我們鬧了爸爸，可是父親並沒有戳穿我們幹的壞事。他有時還幫我們淘氣呢。記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魚缸裡的水幾乎連底凍了。一隻隻半埋在泥裡的金魚缸旁邊都堆積著鑿下的冰塊。我們就想做冰淇淋，和父親商量——因為母親肯定不贊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親說，你們自己會做，就做去。我家有一隻舊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幫著做，所以也會，只是沒有材料。我們胡亂偷些東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後園的廳）南廊的太陽裡搖了半天。木桶裡的冰塊總也不化，鐵桶裡的冰淇淋總也不凝，白賠了許多鹽。找們只好向父親求主意。父親說有三個辦法：一是冰上淋一勺開水；二是到廚房的灶倉裡去做，那就瞞不過母親了；三是到父親房間裡的火爐邊搖去。我們採用了第三個辦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個好。父親助興嘗了一點點，母親事後知道也就沒說什麼。
　　一次，我們聽父親講叫化子偷了雞怎麼做「叫化雞」，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個雞蛋，又在凍冰的威菜缸裡偷些菜葉裹上，塗了泥做成一個「叫化蛋」。這個泥蛋我們不敢在火爐子裡烤，又不敢在廚房大灶的火灰裡烤，只好在後園冒著冷風，揀些枯枝生個火，把蛋放在火裡燒。我們給煙熏出來的眼淚險些凍冰。「叫化蛋」倒是大成功，有醃菜香。可惜一個蛋四人分吃，一口兩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後悔沒讓父母親分嘗。
　　我父親晚年常失眠。我們夏天為他把帳子裡的蚊子捉盡。從前有一種捕蚊燈，只要一湊上，蚊子就吸進去燒死了。那時我最小的妹妹楊必１已有八九歲，她和我七妹兩個是捉蚊子的先鋒，我是末後把關的。珠羅紗的蚊帳看不清蚊子在裡在外，尤其那種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掃，把帳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幾遍，保證帳子裡沒一隻蚊子。
　　家裡孩子逐漸長大，就不覺熱鬧而漸趨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啟明教書，她是校長姆姆（修女）寵愛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課２。我三姐最美而身體最弱，結婚較早，在上海居住。我和兩個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歲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歲。他們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經不貪玩而貪看書了。父親一次問我：「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我說，「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我說，「一星期都白活了。」父親笑說：「我也這樣。」我覺得自己升做父親的朋友了。暑假裡，乘涼的時候，門房每天給我送進兒封信來。父親一次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長吟「敵人笑比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我忽然發現我的父親老了，雖然常有朋友來往，我覺得他很疲勞，也很寂寞。父親五十歲以後，一次對我說：「阿季，你說一個人有退休的時候嗎？——我現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親自覺體力漸漸不支，他的血壓在升高，降壓靈之類的藥當時只是甚話。父親又不信中藥，血壓高了就無法叫它下降。他所謂「退休」，無非減少些工作，加添些娛樂，每日黃昏，和朋友出去買點舊書、古董或小玩意兒。他每次買了好版子的舊書，自己把蜷曲或破殘的書角補好，叫我用預的白絲線雙線重訂。他愛整齊，雙線只許平行，不許交叉，結子也不准外露。父親的小玩意兒玩膩了就收在一隻紅木筆盒裡。我常去翻弄。我說：「爸爸，這又打入『冷宮』了？給我吧。」我得的玩意兒最多。小弟弟有點羨慕，就建議「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
　　１楊必，《剝削世家》和《名利場》（人民文學）的譯者。
　　２楊壽康，曾翻譯法國布厄瑞（P.Bourget）《死亡的意義》（商務，一九四○）

　　父親曾花一筆錢賣一整套古錢，每一種都有配就的墊子和紅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親病了，覺得天旋地轉，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錢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稱。我卻愛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鏟刀錢」、「褲子錢」之類。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樣能替掉些父親的心力。
　　我考大學的時候，清華大學剛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來招生。我就近考入東吳大學。上了一年，大學得分科，老師們認為我有條件讀理科。因為我有點像我父親嘲笑的「低能」，雖然不是每門功課一百分，卻都平均發展，並無特長。我在融洽而優裕的環境裡生長，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嚴肅認真地考慮自己「該」學什麼。所謂「該」，指最有益於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輩子。我知道這個「該」是很誇大的，所以羞於解釋。父親說，沒什麼該不該，最喜歡什麼，就學什麼。我卻不放心。只問自己的喜歡，對嗎？我喜歡文學，就學文學？愛讀小說，就學小說？父親說，喜歡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親是縱容我。可是我終究不顧老師的惋惜和勸導，文理科之間選了文科。我上的那個大學沒有文學系，較好的是法預科和政治系。我選讀法預，打算做我父親的幫手，借此接觸到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積累了經驗，可以寫小說。我父親雖說隨我自己選擇，卻竭力反對我學法律。他自己不愛律師這個職業，堅決不要我做幫手，況且我能幫他幹什麼呢？我想父親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當女律師（在當時的社會上，女律師還是一件稀罕物兒）。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對政治學毫無興趣，功課敷衍過去，課餘只在圖書館胡亂看書，漸漸瞭解：最喜歡的學科並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學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還深印在腦裡。我既不能當醫生治病救人，又不配當政治家治國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徑，盡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無知，老而無成，當年卻也曾那麼嚴肅認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過這也足以證明，一個人沒有經驗，沒有學問，沒有天才，也會有要好向上的心——儘管有志無成。
　　那時候的社會風尚，把留學看得很重，好比「寶塔結頂」，不出國留學就是功虧一簣——這種風尚好像現在又恢復了。父親有時跟我講，某某親友自費送孩子出國，全力以赴，供不應求，好比孩子給強徒擄去作了人質，由人勒索，因為做父母的總捨不得孩子在國外窮困。父親常說，只有咱們中國的文明，才有「清貧」之稱。外國人不懂什麼「清貧」，窮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壞人。要賺外國人的錢，得受盡他們的欺侮。我暗想這又是父親的偏見，難道只許有錢人出國，父親自己不就是窮學生嗎？也許是他自己的經驗或親眼目睹的情況吧？孩子留學等於做人質的說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應的苦心罷了。我在大學三年的時候，我母校振華女中的校長為我請得美國韋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學金。據章程，自備路費之外，每年還需二倍於學費的錢，作假期間的費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長告訴我，用不了那麼多。我父母說，我如果願意，可以去。可是我有兩個原因不願去。一是記起「做人質」的話，不忍添我父親的負擔。二是我對留學自有一套看法。我系裡的老師個個都是留學生，而且都有學位。我不覺得一個洋學位有什麼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國去讀政治學（我得繼續本大學的課程），寧可在本國較好的大學裡攻讀文學。我告訴父母親我不想出國讀政治，只想考清華研究院攻讀文學。後來我考上了，父母親都很高興。母親常取笑說：「阿季腳上拴著月下老人的紅絲呢，所以心心唸唸只想考清華。」
　　可是我離家一學期，就想家得厲害，每個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個暑假回去，高興熱鬧之後，清靜下來，父親和我對坐的時候說：「阿季，爸爸新近鬧個笑話。」我一聽口氣，不像笑話。原來父親一次出庭忽然說不出話了。全院靜靜地等著等著，他只是開不出口，只好延期開庭。這不是小小的中風嗎？我只覺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將哭未哭的模樣，忙用兩手摀住眼，也說不出話，只怕一出聲會掉下淚來。我只自幸放棄了美國的獎學金，沒有出國。
　　父親回身搬了許多大字典給我看。印地文的，緬甸文的，印尼文的，父親大約是要把鄰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國文字——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文字相比較。他說他都能識字了。我說學這些天書頂費腦筋。父親說一點不費心。其實自己覺得不費心，費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親就那麼說。
　　我父親忙的時候，狀子多，書記來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錄寫，而且不許抄錯一個字。我的墨筆字非常惡劣，心上愈緊張，錯字愈多，只好想出種種方法來彌補。我不能方方正正貼補一塊，只好把紙摘去不整不齊的一星星，背後再貼上不整不齊的一小塊，看來好像是狀紙的毛病。這當然逃不過我父親的眼睛，而我的錯字往往逃過我自己的眼睛。父親看了我抄的狀了就要冒火發怒，我就急得流淚——這也是先發制人，父親就不好再責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賴不肯抄了。我說：「爸爸要『火冒』（無錫話『發怒』）的。」父親說：「誰叫你抄錯？」我說沒法兒不錯。父親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後園去。我往往在後園躲了好一會兒回屋，看看父親臉上還餘怒未消。但是他見了我那副做賊心虛的樣兒，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親那次出庭不能開口之後，就結束了他的律師事務。他說還有一個案件未了，叫我代筆寫個狀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寫成稿子，父親的火氣已經消盡。我準備他「火冒」，他卻一句活沒說，只動筆改了幾個字，就交給書記抄寫。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親的幫手。
　　我父親當律師，連自己的權益也不會保障。據他告訴我，該得的公費，三分之一是賴掉了。父親說，也好，那種人將來打官司的事還多著呢，一次賴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門了。我覺得這是「酸葡萄」論，而且父親也太低、估了「那種人」的老面皮。我有個小學同班，經我大姐介紹，委任我父親幫她上訴爭遺產。她贏了官司，得到一千多畝良田，立即從一個窮學生變為闊小姐，可是她沒出一文錢的公費。二十年後，抗戰期間，我又碰見她。她通過我又請教我父親一個法律問題。我父親以君子之心度人，以為她從前年紀小，不懂事，以後覺得慚愧，所以借端又來請教，也許這番該送些謝儀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請我吃一碗五個湯團。我不愛吃，她慇勤相勸，硬逼我吃下兩個。那就是她送我父親的酬勞。
　　我常奇怪，為什麼有人得了我父親的幫助，感激得向我母親叩頭，終身不忘。為什麼有人由我父親的幫助得了一千多畝好田，二十年後居然沒忘記她所得的便宜。不顧我父親老病窮困，還來剝削他的腦力，然後用兩個湯團來表達她的謝意。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竟這麼人？
　　我們無錫人稱「馬大哈」為「哈鼓鼓」，稱「化整為零」式的花錢為「摘狗肝」。我父親笑說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無當的住宅，又如讓人賴掉公費等），又愛「摘狗肝」（如買古錢、古玩、善本書之類）；假如他精明些，貪狠些，至少能減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總結，並無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夫鑽研自己喜愛的學問。
　　我家的人口已大為減少。一九三○年，我的大弟十七歲，肺病轉腦膜炎去世。我家有兩位脾氣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們先後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在上海同濟上學。我在清華大學研究院肄業。一九三五年鐘書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學，我不等畢業，打算結了婚一同出國，那年我只有一門功課需大考，和老師商量後也用論文代替，我就提早一個月回家。
　　我立即收拾行李動身，不及寫信通知家裡。我帶回的箱子鋪蓋都得結票，火車到蘇州略過午時，但還要等貨車卸下行李，領取後才僱車回去，到家已是三點左右。我把行李撇在門口，如飛的衝入父親屋裡。父親像在等待。他「哦！」了一聲，一掀帳子下床說「可不是來了！」他說，午睡剛合眼，忽覺得我回家了。聽聽卻沒有聲息，以為在母親房裡呢，跑去一看，闃無一人，想是怕攪擾他午睡，躲到母親做活兒的房間裡去了，跑到那裡，只見我母親一人在做活。父親說：「阿季呢？」母親說：「哪來阿季？」父親說，「她不是回來了嗎？」母親說：「這會子怎會回來。」父親又回去午睡，左睡在睡睡不著。父親得意說，「真有心血來潮這回事。」我笑說，一下火車，心已經飛回家來了。父親說：「曾母嚙指，曾子心痛，我現在相信了。」父親說那是第六覺，有科學根據。
　　我出國前乘火車從無錫出發，經過蘇州，火車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淚下不能抑制，父親又該說是第六覺了吧？——感覺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車，跑回家去再見他們一面。有個迷信的說法：那是預兆，因為我從此沒能再見到母親。

六

　　有一次，我旁觀父母親說笑著互相推讓。他們的話不知是怎麼引起的，我只聽見母親說：「我死在你頭裡。」父親說：「我死在你頭裡。」我母親後來想了一想，當仁不讓說：「還是讓你死在我頭裡吧，我先死了，你怎麼辦呢。」當時他們好像兩人說定就可以算數的；我在一旁聽著也漠然無動，好像那還是很遙遠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襲蘇州，一架日機只顧在我們的大廳上空盤旋，大概因為比一般民房高大，懷疑是什麼機構的建築。那時候法市不斷跌價，父母親就把銀行存款結成外匯，應弟弟的要求，打發他出國學醫。七妹在國專上學，也學國畫，她剛在上海結婚。家裡只有父母親和大姐姐小妹妹。她們扶著母親從前院躲到後園，從後園又躲回前院。小妹妹後來告訴我說，「真奇怪，害怕了會瀉肚子。」她們都瀉肚子，什麼也吃不下。第二天，我父母親帶著大姐姐小妹妹和兩個姑母，逃避到香山一個曾委任我父親為辯護律師的當事人家裡去。深秋天，我母親得了「惡性瘧疾」——不同一般瘧疾，高燒不退。蘇州失陷後，香山那一帶準備抗戰，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戰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線裡。鄰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親病危，奄奄一息，父親和大姐打算守著病人同歸於盡。小妹妹才十五歲，父親叫她跟著兩個姑母逃難。可是小妹妹怎麼也不肯離開，所以她也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親去世。父親事先用幾擔白米換得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三個把母親入殮，找人在濛濛陰雨中把棺材送到借來的墳地上。那邊我國軍隊正在撤退，母親的棺材在兵隊中穿過。當天想盡方法，請人在棺材外邊砌一座小屋，厝在墳地上。據大姐講，我父親在荒野裡失聲慟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磚上、周圍的樹木上、地下的磚頭石塊上——凡是可以寫字的地方寫滿自己的名字。這就算連天兵火中留下的一線連繫，免得拋下了母親找不回來。然後，他不得不捨下四十年患難與共的老伴兒，帶了兩個女兒到別處逃生。
　　他們東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強盜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敵軍佔領，無處安身，只好冒險又逃回蘇州。蘇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還有死屍。家裡卻燈火通明，很熱鬧。我大姐姐說，看房子的兩人（我大弟的奶媽家人）正夥同他們的鄉親「各取所需」呢。主人回來，出於意外，想必不受歡迎。那時家裡有存米，可吃白飯。看房子的兩人有時白天出去，伺敵軍搶劫後，拾些劫余。一次某醬園被劫，他們就提回一桶醬菜，一家人下飯吃。日本兵每日黃昏吹號歸隊以後，就挨戶找「花姑娘」。姐姐和妹妹在鄉下的時候已經剃了光頭，改成男裝。家裡還有一個跟著逃難的女傭。每人往往是吃晚飯的時候，日本兵就接二連二的來打門。父親會日語，單獨到門口應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連飯碗筷一起藏起來。那女傭也一起躲藏。她愈害怕呼吸愈重，聲如打鼾。大姐說，假如敵人進屋，準把她們從柴堆裡拉出來。那時蘇州成立了維持會，原為我父親抄寫狀子的一個書記在裡面謀得了小小的差使。父親由他設法，傳遞了一個消息給上海的三姐。三姐和姐夫由一位企業界知名人士的幫助，把父親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三人由蘇州逃出，只有隨身的破衣服和一個小小的手中包。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國到上海，父親的長鬚已經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經回復舊時的裝束。我回國後父親開始戒掉安眠藥，神色漸漸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一門《詩經》，聊當消遣。不過他掛心的是母親的棺材還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方只他一人記得，別人誰也找不到。那時候鄉間很不安寧，有一種盜匪專擄人勒贖，稱為「接財神」。父親買得靈巖山「繡谷公墓」的一塊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親的棺材。有一位曾對我母親磕頭的當事人特到上海來接我父親到蘇州，然後由她家人陪我父親擠上公共汽車下鄉。父親摘掉眼鏡，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頂破氈帽。事後聽陪去的人笑說，化裝得一點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識分子，而且像個知識分子。父親完成了任務，平安回來。母親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禮堂去上漆了。
　　一九三九年秋，我弟弟回國。父親帶了我們姐妹和弟弟同回蘇州。我二姑母買的住宅貼近我家後園，有小門可通。我們到蘇州，因火車誤點，天已經很晚。我們免得二姑母為我們備晚飯，路過一家菜館，想進去吃點東西，可是已過營業時間。店家卻認識我們，說我家以前請客辦酒席都是他們店裡承應的，慇勤招待我們上樓。我們雖然是老主顧，卻從未親身上過那家館子。我們胡亂各吃一碗麵條，不勝今昔之感。
　　我們在二姑母家過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門到我家後園。後園已經完全改了樣。鐘書那時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捨館》七絕四首。第三首「苦愛君家好蒼坊，無多歲月已滄桑，綠槐恰在朱欄外，想發濃蔭覆舊房。」他當時還沒見到我們劫後的家。
　　我家房子剛修建完畢，母親應我的要求，在大杏樹下堅起一個很高的鞦韆架，懸著兩個鞦韆。旁邊還有個蕩木架，可是蕩木用的木材太頇，下圓上平，鐵箍鐵鏈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子的蕩船用。我常常坐在蕩木上看書，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雲閒」。春天，閉上眼只聽見四周蜜蜂嗡嗡，睜眼能看到花草間蝴蝶亂飛。杏子熟了，接下等著吃櫻桃、楷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黃了，橘子正綠。鐘書吃過我母親做的橙皮果醬，我還叫他等著吃熟透的脫核杏兒，等著吃樹上現摘的桃兒。可是想不到父親添種的二十棵桃樹全都沒了。因為那片地曾選作鄰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卻未及挖坑。鞦韆、蕩木連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蘭、紫薇、海棠等花樹多年未經修剪，都變得不成模樣。籬邊的玫瑰、薔薇都干死了。紫籐架也歪斜了，山石旁邊的芭蕉也不見了。記得有一年，三棵大芭蕉各開一朵「甘露花」。據說吃了「甘露」可以長壽。我們幾個孩子每天清早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獨立的梯）去搞那一葉含有「甘露」的花瓣，「獻」給母親進補——因為母親肯「應酬」我們，父親卻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許多好品種的金魚；幸虧已及早送人了。乾涸的金魚缸裡都是落葉和塵土。我父親得意的一叢方竹已經枯瘁，一部分已變成圓竹。反正綠樹已失卻綠意，朱欄也無復朱顏。「旱船」廊下的琴桌和細瓷鼓凳一無遺留，裡面的擺設也全都沒有了。我們從荒蕪的後園穿過月洞門，穿過梧桐樹大院，轉入內室。每間屋裡，滿地都是凌亂的衣物，深可沒膝。所有的抽屜都抽出原位，顛橫倒豎，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親房裡的抽屜一一歸納原處，地下還揀出許多零星東西：小鑰匙，小寶石，小象牙梳子之類。母親整理的一小網籃古瓷器，因為放在舊網籃裡，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親床下。堆箱子的樓上，一大箱古錢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裡，因為箱子是舊網的，也沒上鎖，打開只看見一隻隻半舊的木盒。凡是上鎖的箱子都由背後劃開，裡面全是空的。我們各處看了一遍，大件的傢具還在，陳設一無留存。書房裡的善本書丟了一部分，普通書多半還在。大黑之後，全宅漆黑，據說電線年久失修，供電局已切斷電源。
　　父親看了這個劫後的家，舒了一口氣說，幸虧母親不在了，她只怕還想不開，看到這個破敗的家不免傷心呢。我們在公墓的禮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烏光珵亮的棺材。我們姐妹只能隔看棺木撫摸，各用小手絹把棺上每一點灰塵都拂拭乾淨。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擴，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裡，隨後就用水泥封上。父親對我說，水泥最好，因為打破了沒有用處：別看石板結實，如逢亂世，會給人撬走。這句話，父親大概沒和別人講。勝利前夕我父親突然在蘇州中風去世，我們夫婦、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後才從上海趕回蘇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經管的。父親的棺材放入母親墓旁同樣的水泥擴裡，而上面蓋的卻是兩塊大石板。臨時決不能改用水泥。我沒說什麼，只深深內疚，沒有及早把父親的話告訴別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戲言：「我死在你頭裡」；父親周密地安葬了我母親，我們兒女卻是漫不經心。多謝紅衛兵已經把墓碑都砸了。但願我的父母隱藏在靈巖山谷裡早日化土，從此和山巖樹木一起，安靜地隨著地球運轉。

七

　　自從我回國，父親就租下兩間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時住錢家，有時住父親那邊。鐘書探親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親那邊。三姐姐和七妹妹經常回娘家。父親高興說，「現在反倒擠在一處了！」不像在蘇州一家人分散幾處。我在錢家住的時候，也幾乎每天到父親那裡去轉一下。我們不論有多少勞瘁辛苦，一回家都會從說笑中消散。抗戰末期，日子更艱苦了。鐘書兼做補習老師，得了什麼好吃的，總先往父親那兒送，因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親常得意說，「愛妻敬丈人」（無錫土話是「愛妻敬丈姆」）。有時我們姊妹回家，向父親訴苦：「爸爸，肚子餓。」因為雖然塞滿了仍覺得空虛。父親就帶了我們到鄰近的錦江飯店去吃點心。其實我們可以請父親吃，不用父親再「放焰口」。不過他帶了我們出去，自己心上高興，我們心理上也能飽上好多天。抗戰勝利前夕父親特回蘇州去賣掉了普通版的舊書，把書款向我們「放焰口」——那是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親在上海的朋友漸漸減少。他一次到公園散步回家說，謠傳楊某（父親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驚問怎會有這種謠言。原來父親碰到一個新做了漢奸的熟人，沒招呼他，那人生氣，罵我父親眼裡無人。有一次我問父親，某人為什麼好久不來。父親說他「沒臉來了」，因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戰的那幾年，我父親心情還是很愉快的，因為愈是在艱苦中，愈見到自己孩子對他的心意。他身邊還有許多疼愛的孫兒女——父親不許稱「外孫」禍「外孫女」，他說，沒什麼「內孫」「外孫」；他也不愛「外公」之稱。我的女兒是父親偏寵的孫女之一，父親教她稱自己為「公」而不許稱「外公」，缺憾是母親不在，而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親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勞累。有時碰到些事，父親不在意，母親料想不會高興，父親就說，幸虧母親不在了。
　　我們安葬了母親之後，有同鄉借住我家的房子。我們不收租，他們自己修葺房子，並接通電線。那位鄉紳有好幾房姨太太，上輩還有老姨太，恰好把我們的房子住滿。我父親曾帶了大姐和我到蘇州故居去辦手續。晚上，房客招待我們在他臥房裡閒談。那間房子以前是我的臥房。他的床恰恰設在我原先的床位上。電燈也在原處。吃飯間裡，我母親設計製造的方桌、圓桌都在——桌子中間有個可開可合的圓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爐，湯鍋燉在爐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礙手。我們的菜櫥也還在原處。我們卻從主人變成了客人，恍然如在夢中。
　　這家搬走後，家裡進駐了軍隊，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電，我們家還不起，電源又切斷了。勝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轟炸」的危險，小妹妹還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上學，父親把她托給我，他自己帶著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蘇州小住。自從鐘書淪陷在上海，父親把他在震旦教課的鐘點讓了給鐘書，自己就專心著書。他曾高興地對我說，「我書題都想定了，就叫《詩騷體韻》。阿季，傳給你！」他回蘇州是帶了所需的書走的。
　　父親去世後，我末一次到蘇州舊宅。大廳上全堂紅木傢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蕩蕩的大廳上，停著我父親的棺材。前面搭著個白布幔，掛著父親的遺容，幔前有一張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樣到廚下去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門檻上傻哭，我們姐妹弟弟一個個淒淒惶惶地跑來，都只有門檻可坐。
　　開吊前，搭喪棚的人來纏結白布。大廳的柱子很頂，遠不止一抱。纏結白布的人得從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繞過柱子，再爬上梯去。這使我想起我結婚時纏結紅綠彩綢也那麼麻煩，聯想起三姐結婚時的盛況，聯想起新屋落成、裝修完畢那天，全廳油漆一新，陳設得很漂亮。廳上懸著三盞百支光的扁圓大燈，父親高興，叫把全宅前前後後大大小小的燈都開亮。蘇州供電有限，全宅亮了燈，所有的燈光立即減暗了。母親說，快別害了人家；忙關掉一部分。我現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麼一剎那間，我算是親眼看見了。
　　我父親去世以後，我們姐妹曾在霞飛路（現淮海路）一家珠寶店的櫥窗裡看見父親書案上的一個竹根雕成的陳摶老祖像。那是工藝品，面貌特殊，父親常用「棕老虎」（棕制圓形硬刷）給陳摶刷頭皮。我們都看熟了，決不會看錯。又一次，在這條路上另一家珠寶店裡看到另一件父親的玩物，隔著櫥窗裡陳設的珠鑽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我們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寶店的櫥窗裡尋找那此玩物的伴侶，可是找到了又怎樣呢？我們家許多大銅佛給大弟奶媽家當金佛偷走，結果奶媽給強盜拷打火燙，以致病死，偷去的東西大多給搶掉，應了俗語所謂「湯裡來，水裡去」。父親留著一箱古錢，準備充小妹妹留學的費用。可是她並沒有留學，日寇和家賊劫余的古瓷、古錢和善本書籍，經過紅衛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跡。財物的聚散，我也親眼見到了。
　　我父親根本沒有積累家產的觀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掛念。我只傷心父親答應傳給我的《詩騷體韻》遍尋無著，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塊的舊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細，嚥下大量拌足塵土的眼淚，只找出舊日記一捆。我想從最新的日記本上找些線索，只見父親還在上海的時候，記著「阿X來，饋XX」。我以為他從不知道我們送了什麼東西去，因為我們只悄悄地給父親裝在瓶兒罐兒甲，從來不說。我驚詫地坐在亂書亂紙堆裡，發了好一會兒呆。我常希望夢見父親，可是我只夢見自己蹲在他的床頭櫃旁，揀看裡面的瓶兒罐兒。我知道什麼是他愛吃而不吃的，什麼是不愛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夢見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蘇州，車站上跟在背後走，看著他長袍的一角在掀動。父親的臉和那部《詩騷體韻》的稿子，同樣消失無蹤了。
　　我父親在上海經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輓詞五首和附識一篇，我附在後面，因為讀了他的「附識」。可約略知道《詩騷體韻》的內容。
　　讀他的輓詞，似乎惋惜我父親的子女不肖，不能繼續父學；他讀了我的回信，更會歎恨我們子女無知，把父親的遺稿都丟失了。「附識」中提到的《釋面》、《釋笑》等類小文一定還有，可是我連題目都不知道。父親不但自己不提，而且顯然不要我看，我也從未違反他沒有明說的意思。《詩騷體韻》書，父親準是自己不滿意而毀了，因為我記得他曾說過，他還想讀什麼什麼書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經謄清，他一定會寫信告訴我。毀掉稿子當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給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書，我兩個姐姐都一無所知。父親毀掉自己的著作，罪過還在我們子女。一個人精力有限，為子女的成長教育消耗太多，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來。
　　我讀了《堂吉訶德》，總覺得最傷心的是他臨終清醒以後的話：「我不是堂吉訶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諾。」我曾代替父親說：「我不是堂吉河德，我只是《詩騷體韻》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親說：「我不是堂吉訶德，我只是你們的爸爸。」
　　我常和鐘書講究，我父親如果解放後還在人間，他會像「忙人」一樣，成為被「統」的「開明人士」呢，還是「腐朽的資產階級」呢？父親末一次離開上海的時候，曾對我賣弄他從商店的招牌上認識的俄文字母，並對我說：「阿季，你看吧，戰後的中國是俄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將怎樣迎接戰後的新中國，料想他準會驕傲得意。不過，像我父親那樣的人，大概是會給紅衛兵打死的。
　　我有時夢想中對父親說：「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樣年齡，《詩騷體韻》準可以寫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親虎著臉說：「我只求出版自己幾部著作嗎？」
　　像我父親那樣的知識分子雖然不很普遍，卻也並不少。所以我試圖盡我的理解，寫下有關我父親的這一份資料。

〔附〕補塘兄輓詞五首

同學小弟侯士綰皋生

　　華年卓犖笑拘虛，兩渡滄瀛窮地輿。返國久親三尺法，閉門更讀五車書。養痾暫止懸河口，投老欣逢濱海居。四十年來各奔走，幸今略補舊交疏。
　　擾擾粗才窺管天，紛紛俗子耘心田。心期獨洽劉原父，腹笥交推邊孝先。大小鐘鳴隨杵叩，淺深水澈得犀燃。俞章絕業今誰繼，俯仰乾坤一泫然。
　　誰省人間萬竅號，權衡今古析秋毫。法言切韻尋源遠，神瞽調音造詣高。早歲準繩循段孔，暮年金玉在詩騷（兄著《詩騷聲勢》特刊）。太玄傳後差堪必，心力寧為覆瓿勞。
　　六書原委極鑽磨，愧我青編輕讀過。欲向楚金愧叔重，反同海岳哭東坡。茅亭質證成陳跡，水榭追隨感逝波。自古儒林多大耋，於君獨靳奈天何。
　　相期共待泰階平，舊學商量娛此生。市月偶逢生鄙吝，踵門一見說歸程。方誇元亮幽居樂，遂聽彥龍蒿裡聲。任時不堪思惜別，悲懷未敘淚先傾。
　　補塘兄深於說文音韻之學，余與在大興公園晤談最多，四五年如一日。余嘗為言我國語言文學音節之美，實在雙聲疊韻，而善於運用者，莫若司馬相如《大人賦》，惜昭明寡識，《文選》失收，兄謂《詩經》一書。實為古時音韻譜，節奏尤美，殆均經瞽矇審定，所用雙聲疊韻，配列甚勻，多為對偶，如周南《葛罩》二章之崔鬼虺聵，三章之高岡玄黃，尤為顯著。嘗推本許氏《說文》聲母通假，求得同聲同韻之字，視前為多，再依據孔廣森陰陽聲對轉之說，求得對轉通韻之字，愈益加多，以此周頌《清廟》，歷來音韻家稱為無韻者，均能有韻。茲正將《詩經》逐字逐句加注音韻，頗多創獲。予謂兄言詩之成韻不僅在句尾，有在句中者，如曹風《下泉》前三章之彼我兩字，早經揭示，又各章往往僅有少數換韻之字不同，余皆同句同字，此相同之字雖不在一章，亦自然成的，如周南《樛木》三章，僅有首章之累綏、次章之荒將、三章之縈成換字換韻，其餘字句皆同，皆應成韻。余藏丁以此著《毛詩正韻》，照此求韻，所得較前人大為增多。見亟索現，旋為余言丁書甚精闢，大堪參究，尤嘉其遇不得解處能虛懷闕疑，惟不知採用陰陽聲對轉之說，致所收成韻之字仍多遺漏。後為余言《詩經音韻》已注就，並草成幾例，又以屈子《離騷》音調差堪比美，亦為加注如前，蓋歷久而兩書始成，合名之日《詩騷聲勢》，１……據稱系用鉛筆繕寫，仍時加校正……此書稿本似應在蘇寓……望善為保存，將來設法刊行，以傳絕學……又余曾見兄署名「老圃」在《新聞報》登載《釋面》、《釋笑》、《自稱》三篇，文字證引既博，樹義亦精，不知關於此類著述以及其它，府上存否稿本……如能搜集，亦希保存，俟他日刊印論叢等書，以廣其傳，實為余區鼬所深望也。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二日侯皋生附識。
　　--------
　　１我父親後來改為《詩騷體韻》。

回憶我的姑母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給我的信裡說：「令姑母蔭榆先生也是人們熟知的人物，我們也想瞭解她的生平。蔭榆先生在日寇陷蘇州時罵敵遇害，但許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女師大事件中的作為，而不瞭解她晚節彪炳，這點是需要糾正的。如果您有意寫補塘先生的傳記，可一併寫入其中。」
　　楊蔭榆是我的三姑母，我稱「三伯伯」。我不大願意回憶她，因為她很不喜歡我，我也很不喜歡她。她在女師大的作為以及罵敵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聽說某一部電影裡有個楊蔭榆，穿著高跟鞋，戴一副長耳環。這使我個禁啞然失笑，很想看看電影裡這位姑母是何模樣。認識她的人愈來愈少了。也許正因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對她的瞭解倒比較客觀。我且盡力追憶，試圖為她留下一點比較真實的形象。
　　我父親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伯父在武備學校因試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國後肺疾去世，二姑母（蔭枌）和三姑母都比我父親小，出嫁後都和夫家斷絕了關係，長年住在我家。
　　聽說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愛。他們認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兩個姑母顯然從小沒人疼愛，也沒人理會；姊妹倆也不要好。
　　我的二姑夫名裘劍岑，是無錫小有名氣的「才子」，翻譯過麥考萊（T.B.Macaulay）的《約翰生傳》（Life ofJohnson）１這個譯本鐘書曾讀過，說文筆很好。據我父親講，二姑母無聲無息地和丈夫分離了，錯在二姑母。我聽姐姐說，二姑母嫌丈夫肺病，夫婦不和。反正二姑母對丈夫毫無感情，也沒有孩子，分離後也從無煩惱。她的相貌確也不美。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楊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國留學，合照過許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幾張三姑母的小照，可惜這些照片現在一張都沒有了。三姑母皮膚黑黝黝的，雙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時兩嘴角各有個細酒渦，牙也整齊。她臉型不錯，比中等身材略高些，雖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適的鞋，也不像小腳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過耳朵的，不過耳垂上的針眼早已結死，我從未見她戴過耳環。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醜。我聽父母閒話中講起，祖母一次當著三姑母的面，拿著她的一張照片說：「瞧她，鼻子向著天。」（她鼻子有上仰的傾向，卻不是「鼻子向天」。）三姑母氣呼呼地說：「就是你生出來的！就是你生出來的！！就是你生出來的！！！」當時家裡人傳為笑談。我覺得三姑母實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氣。即使她是個醜女兒，也不該把她嫁給一個低能的「大少爺」。當然，定親的時候只求門當戶對，並不知對方的底細。據我父親的形容，那位少爺老嘻著嘴，露出一顆顆紫紅的牙肉，嘴角流著哈拉子。三姑母比我父親小六歲，甲申（一八八四）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親留學日本的時期由祖母之命定親結婚的。我母親在娘家聽說過那位蔣家的少爺，曾向我祖母反對這門親事，可是白挨了幾句訓斥，祖母看重蔣家的門戶相當。
　　--------
　　１中英對照，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文雜誌》（English Studcnt）第一卷第一期起連載，後由商務出單行本。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蔣家的日子是怎麼過的。聽說她把那位傻爺的臉皮都抓破了，想必是為自衛。據我大姐轉述我母親的話，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厲害，先是抬轎子來接，然後派老媽子一同來接，三姑母只好硬給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結果婆婆親自上門來接。三姑母對婆婆有幾分怕懼，就躲在我母親的大床帳子後面。那位婆婆不客氣，競闖入我母親的臥房，把三姑母揪出來。逼到這個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臉，聲明她怎麼也不再回蔣家。她從此就和夫家斷絕了。那位傻爺是獨子，有人罵三姑母為「滅門婦」；大概因為她不肯為蔣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蔣家的日子很短，因為她給婆婆揪出來的時候，我父親還在日本。一九○二年我父親回國，在家鄉同朋友一起創立理化會，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參加學習。據說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學的補習學校；尤其兩個姑母都不坐轎子，步行上學，開風氣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經離開蔣家了。那時候，她不過十八週歲。
　　三姑母由我父親資助，在蘇州景海女中上學。我親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學。那姑娘有點「著三不著兩」，無錫土話稱為「開蓋」（略似上海人所謂「十三點」，北方人所謂「二百五」）。她和蔣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蔣家的關係，只管對她議論蔣家的新娘子：「有什麼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腳鞋子拿來一剁兩段。」末一句話全無事實根據。那時候的三姑母還很有幽默，只笑著聽她講，也不點破，也不申辯。過了些時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裡，就對三姑母罵自己：「開蓋貨！原來就是你們！」我記得三姑母講的時候，細酒渦兒一隱一顯，樂得不得了。
　　她在景海讀了兩年左右，就轉學到上海務本女中，大概是務本畢業的。我母親那時曾在務本隨班聽課。我偶爾聽到她們談起那時候的同學，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湯國梨。三姑母一九○七年左右考得官費到日本留學，在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現「茶水女子大學」的前身）畢業，並獲得獎章。我曾見過那枚獎章，是一隻別針，不知是金的還是銅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１。她當年就回國了，因為據蘇州女師的校史，我三姑母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曾任該校教務主任，然後就到北京工作。
　　--------
　　１日本友人中島碧教授據該校保存的資料查明是一九一三年

　　我聽父親說，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個多禮的國家，婦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裡的禮節更為繁重；三姑母都很內行。我記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蘇州市為了青陽地日本租界的事請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雙方對她都很滿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們姐妹同到青陽地去看櫻花，路過一個日本小學校，校內正開運動會。我們在短籬外略一逗留，觀看小學生賽跑，不料貴賓台上有人認識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們一夥人都請上貴賓台。我看見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頻頻躬身行禮的樣兒，覺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蠻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約就是在女高師工作。我五週歲（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師附小上一年級，開始能記憶三姑母。她那時是女高師的「學監」，我還是她所喜歡的孩子呢。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小學生正在飯堂吃飯，她帶了幾位來賓進飯堂參觀。頓時全飯堂肅然，大家都專心吃飯。我背門而坐，飯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兒。三姑母走過，附耳說了我一句，我趕緊把米粒兒揀在嘴裡吃了。後來我在家聽見三姑母和我父親形容我們那一群小女孩兒，背後看去都和我相像，一個白脖子，兩橛小短辮兒；她們看見我揀吃了米粒兒，一個個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兒揀來吃了。她講的時候笑出了細酒渦兒，好像對我們那一群小學生都很喜歡似的。那時候的三姑母還一點也不怪僻。
　　女高師的學生有時帶我到大學部去玩。我看見三姑母忙著寫字，也沒工夫理會我。她們帶我打鞦韆，登得老高，我有點害怕，可是不敢說。有一次她們開懇親會，演戲三天，一天試演，一天請男賓，一天請女賓，借我去做戲裡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辮兒盤在頭頂上，插了滿頭的花，衣上也貼滿金花。又一次開運動會，一個大學生跳繩，叫我鑽到她身邊像衛星似的繞著她周圍轉著跳。老師還教我說一套話。運動場很大，我站在場上自覺渺小，細聲兒把那套話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繩絆了腳。那天總算跳得不錯。事後老師問我：「你說了什麼話呀？誰都沒聽見。」
　　我現在回想，演戲借我做「花神」，運動會叫我和大學生一同表演等等，準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時候她在校內有威信，學生也喜歡她。我決不信小學生裡只我一個配做「花神」，只我一個靈活，會鑽在大學生身邊圍繞著她跳繩。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資送赴美留學。她特叫大姐姐帶我上車站送行。大姐姐告訴我，三伯伯最喜歡我。可是我和她從來不親。我記得張勳復辟時，我家沒逃離北京，只在我父親的一個英國朋友波爾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幾天。我母親給我換上新衣，讓三姑母帶我先到波爾登家去，因為父親還沒下班呢。三姑母和波爾登對坐在他書房裡沒完沒了地說外國話，我垂著短腿坐在旁邊椅上，看看天色漸黑，不勝焦急，後來波爾登笑著用北京話對我說：「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這裡了。」我看看外國人的大菱角鬍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臉，不知他們要怎麼擺佈我，愁得不可開交，幸虧父母親不久帶著全家都到了。我總覺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學校裡的人。
　　那天我跟著大姐到火車站，看見三姑母有好些學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師。一位老師和幾個我不認識的大學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驚奇。三姑母站在火車盡頭一個小陽台似的地方，也只顧拭淚。火車叫了兩聲（汽笛聲），慢慢開走。三姑母頻頻揮手，頻頻拭淚。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幾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淚。我雖然早已乘過多次火車，可是我還小，都不記得。那次是我記憶裡第一次看到火車，聽到「火車叫」。我永遠把「火車叫」和哭泣連在一起，覺得那是離別的叫聲，聽了心上很難受。
　　我現在回頭看，那天也許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驕傲的一天。她是出國求深造，學成歸來，可以大有作為。而且她還有許多喜歡她的人為她依依惜別；據我母親說，很多學生都送禮留念；那些禮物是三姑母多年來珍藏的紀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蘇州看我父親的時候，自恨未能讀得博士，只得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我父親笑說：「別『博士』了，頭髮都白了，越讀越不合時宜了。」我在旁看見她頭上果然有幾莖白髮。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
　　我記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蘇州長住我家的。我們的新屋剛落成，她住在最新的房子裡。後園原有三間「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積也擴大了，是個方廳（蘇州人稱「花廳」），三面寬廊，靠裡一間可充臥房，後面還帶個廂房。那前後兩間是父親給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買的小綠鐵床，傢具都現成。三姑母喜歡綠色，可是她全不會佈置。我記得陰曆除夕前三四天，她買了很長一幅白「十字布」，要我用綠線為她繡上些竹子做帳圍。「十字布」上繡花得有「十字」花的圖樣。我堂兄是繪畫老師。他為三姑母畫了一幅竹子，上面還有一彎月亮，幾隻歸烏。我不及把那幅畫編成圖案，只能把畫紙釘在布下，照著畫隨手繡。「十字布」很厚，我得對著光照照，然後繡幾針，很費事；她一定要在春節前繡好，怕我趕不及，扯著那幅長布幫我亂繡，歪歪斜斜，針腳都不刺在格子眼兒裡，許多「十」字只是「一」字，我連日成天在她屋裡做活兒，大除夕的晚飯前恰好趕完。三姑母很高興，獎了我一支自來水筆。可惜那支筆寫來筆劃太粗。背過來寫也不行。我倒並不圖報，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手工不舒服。
　　她床頭掛一把綠色的雙劍——一個鞘裡有兩把劍。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劍，她就舞給我們看。那不過是兩手各拿一把劍，擺幾個姿勢，並不像小說裡寫的一片劍光，不見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時候，她還算是喜歡我的，我也還沒嫌她，只是並不喜歡她，反正和她不親。
　　我和二姑母也不親，但比較接近。二姑母上海啟明女校畢業，曾在徐世昌家當過家庭教師，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書。我家房子還沒有全部完工的時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同睡一屋。她如果高興，或者我如果問得乖巧，她會告訴我好些有趣的經驗；不過她性情孤僻，只顧自己，從不理會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樣。我記得小時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們家總帶著一幫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夥兒熱鬧說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們家的時候，她只和我父親有說不完的話。我旁聽不感興趣，也不大懂，只覺得很煩。她對我母親或二姑母卻沒幾句話。大概因為我母親是家庭婦女，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從來說不到一塊兒。她好像願意和我們孩子親近，卻找不到途徑。
　　有一次我母親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議我們孩子開個歡迎會，我做主席致辭，然後送上茶點，同時演個節目助興。我在學校厭透了這一套，可是不敢違拗，勉強從命。新娘是蘇州舊式小姐，覺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強敷衍我們。我父親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們卻不愛受教育，對她敬而遠之。
　　家庭裡的細是細非確是「清官難斷」，因為往往只是個立場問題。三姑母愛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脫了鞋進屋，她自己是「解放腳」，脫了鞋不好走路，況且她的鞋是乾淨的。孩子在後園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脫鞋很方便，可是兩個弟弟不服，去問父親：「爸爸，到旱船去要脫鞋嗎？」我父親不知底裡，只說「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沒叫我們脫鞋，她自己不脫，倒叫我們脫！」他們穿著鞋進去，覺得三姑母不歡迎，便乾脆不到她那邊去了。
　　三姑母總覺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親近。我父親愛貓，家裡有好幾隻貓。貓也各有各的性格。我們最不喜歡一隻金銀眼的純白貓，因為它見物不見人，最無情；好好兒給它吃東西，它必定作勢用爪子一搶而去。我們稱它為「強盜貓」。我最小的妹妹楊必是全家的寶貝。她最愛貓，一兩歲的時候，如果自個兒一人乖乖地坐著，動都不動，一臉稱心滿意的樣兒，準是身邊偎著一隻貓。一次她去撫弄「強盜貓」，挨了貓咪一巴掌，鼻子都抓破，氣得傷心大哭。從此「強盜貓」成了我們的公敵。三姑母偏偏同情這隻金銀眼兒，常像抱女兒似的抱著它，代它申訴委屈似的說：「咱們頂標緻的！」她出門回來，便抱著「強盜貓」說：「小可憐兒，給他們欺負得怎樣了？」三姑母就和「強盜貓」同在一個陣營，成了我們的敵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覺到我們這群孩子對她不友好。也許她以為我是頭兒，其實我住宿在校，並未帶頭，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邊。那時大姐在上海教書，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歡我，她喜歡三姐姐了。
　　一九二七年冬，三姐訂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興，要打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樣，從來不會打扮。我母親是好皮膚，不用脂粉，也不許女兒搽脂抹粉。我們姐妹沒有化妝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臉。我和三姐剛剛先後剪掉辮子，姐妹倆互相理髮，各剪個童化頭，出門換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訂婚也算個典禮，並在花園飯店備有酒席。訂婚禮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興頭，要另式另樣地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一支管子，一手拿個梳子，把三姐的頭髮挑過來又梳過去，挑出種種幾何形（三姑母是愛好數理的）：正方形、長方形、扁方形、正圓形、橢圓形，還真來個三角形，末了又繞上一個桃兒形，好像要梳小辮兒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麼辦。二姑母拿著一把剪子把三姐的頭髮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隨她們擺佈，毫不抗議，我母親也不來干涉，只我站在旁邊乾著急。姐姐的頭髮實在給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翹。還虧二姑母花樣多。當時流行用黑色閃光小珠子釘在衣裙的邊上，或穿織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們用細銅絲把小黑珠子穿成一個花箍，箍在發上。幸虧是三姐，怎麼樣兒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還頂漂亮。
　　三姐結婚，婚禮在我家舉行，新房也暫設我家。因為姐夫在上海還沒找妥房子。鋪新床按老規矩得請「十全」的「吉利人」，像我兩位姑母那樣的「畸零人」得迴避些。我家沒有這種忌諱。她們倆大概由於自己的身世，對那新房看不順眼，進去就大說倒霉話。二姑母說窗簾上的花紋像一滴滴眼淚。三姑母說新床那麼講究，將來出賣值錢。事後我母親笑笑說：「她們算是慪我生氣的。」
　　我母親向來不尖銳，她對人事的反應總是慢悠悠的。如有誰當面損她，她好像不知不覺，事後才笑說：「她算是罵我的。」她不會及時反擊，事後也不計較。
　　我母親最憐憫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個人奮鬥」的能力。我有時聽到父母親議論兩個姑母。父親說：「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覺』（指對人漠無感情），申官『細膩噁心』（指多心眼兒）。」母親只說二姑母「獨幅心思」，卻為三姑母辯護，說她其實是賢妻良母，只為一輩子不得意，變成了那樣兒。我猜想三姑母從蔣家回娘家的時候，大約和我母親比較親密。她們在務本女中也算是同過學。我覺得母親特別縱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襯衣——她襯衣全破了，我母親怕裁縫做得慢，為她買了料子，親自裁好，在縫衣機上很快的給趕出來。三姑母好像那是應該的，還嫌好道壞。她想吃什麼菜，只要開一聲口，母親特地為她下廚。菜端上桌，母親說，這是三伯伯要吃的，我們孩子從不下筷。我母親往往是末後一個坐下吃飯，也末後一個吃完；她吃得少而慢。有幾次三姑母飯後故意回到飯間去看看，母親忽然聰明說：「她來看我吃什麼好菜呢。」說著不禁笑了，因為她吃的不過是剩菜。可是她也並不介意。
　　我們孩子總覺得兩個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務事她們從不過問。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說，如果自己動手抹兩回桌子，她們（指女傭）就成了規矩，從此不給抹了。我家傭人總因為「姑太太難伺候」而辭去，所以我家經常換人，這又給我母親添造麻煩。我們孩子就嘀嘀咕咕，母親聽見了就要訓斥我們：「老小（小孩子）勿要刻薄。」有一次，我嘀咕說，三姑母欺負我母親。母親一本正經對我說：「你倒想想，她，怎麼能欺負我？」當然這話很對。我母親是一家之主（父親全聽她的），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總不服氣。
　　有一次，我們買了一大包燙手的糖炒熱栗子。我母親吃什麼都不熱心，好的要留給別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貪吃，可是對這東西卻還愛吃。我們剝到軟而潤的，就偷偷兒揣在衣袋裡。大家不約而同地「打偏手」，一會兒把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並沒在意，三姑母卻精細，她說：「這麼大一包呢，怎麼一會兒就吃光了？」我們都呆著臉。等兩個姑母回房，我們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獻給母親吃。母親責備了我們幾句，不過責備得很溫和。她只略吃幾顆，我們樂呵呵地把剩下的都吃了，絕沒有為三姑母著想。她准覺得吃幾顆栗子，我們都聯著幫擠她。我母親訓我們的話實在沒錯，我們確是刻薄了，只覺得我們好好一個家，就多了這兩個姑母。而在她們看來，哥哥的家就是她們自己的家，只覺得這群侄兒女太驕縱，遠不像她們自己的童年時候了。
　　二姑母自己會消遣，很自得其樂。她獨住一個小院，很清靜。她或學字學畫，或讀詩看小說，或做活兒，或在後園拔草種花。她有方法把雞冠花夾道種成齊齊兩排，一棵棵都桿兒矮壯，花兒肥厚，顏色各各不同，有洋紅、橘黃、蘋果綠等等。她是我父親所謂「最沒有煩惱的人」。
　　三姑母正相反。她沒有這種閒情逸致，也不會自己娛樂。有時她愛看個電影，不願一人出去，就帶著我們一群孩子，可是只給我們買半票。轉眼我十七八歲，都在蘇州東吳大學上學了，她還給買半票。大弟長得高，七妹小我五歲，卻和我看似雙生。這又是三姑母買半票的一個理由，她說我們只是一群孩子。我們寧可自己買票，但是不敢說。電影演到半中間，查票員命令我們補票，三姑母就和他爭。我們都窘得很，不願跟她出去，尤其是我。她又喜歡聽說書。我家沒人愛「聽書」，父親甚至笑她「低級趣味」。蘇州有些人家請一個說書的天天到家裡來說書，並招待親友聽書。有時一兩家合請一個說書的，輪流做東。三姑母就常到相識的人家去聽書。有些聯合作東的人家並不歡迎她，她也不覺得，或是不理會。她喜歡趕熱鬧。
　　她好像有很多活動，可是我記不清她做什麼工作。一九二七年左右她在蘇州女師任教。一九二九年，蘇州東吳大學聘請她教日語，她欣然應聘，還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間房，每週在學校住幾天。那時候她養著幾隻貓和一隻小狗，狗和貓合不到一處，就把小狗放在宿舍裡。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學生，因為她自己回家了，卻把小狗鎖在屋裡。狗汪汪地叫個不停，鬧得四鄰學生課後不能在宿舍裡溫習功課，晚上也不得安靜。寒假前大考的時候，有一晚大雪之後，她叫我帶她的小狗出去，給它「把屎」。幸虧我不是個「抱佛腳」的，可是我實在不知道怎樣「把屎」，只牽著狗在雪地裡轉了兩圈，回去老實說小狗沒拉屎。三姑母很不滿意，忍住了沒說我。管女生的舍監是個美國老姑娘，她到學期終了，請我轉告三姑母：宿舍裡不便養狗。也許我應該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可是我覺得這話說不出口：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傳話的，反正三姑母很惱火，把怨都結在我身上，而把所傳的話置之不理。春季開學不久，她那隻狗就給人毒死了。
　　不久學校裡出了一件事。大學附中一位美國老師帶領一隊學生到黑龍潭（一個風景區）春遊，事先千叮萬囑不許下潭游泳，因為水深湍急，非常危險。有個學生偷偷跳下水去，給捲入急湍。老師得知，立即跳下水去營救。據潭邊目擊的學生說：教師揪住溺者，被溺者拖下水去；老師猛力掙脫溺者，再去撈他，水裡出沒幾回，沒有撈到，最後力竭不支，只好掙扎上岸。那孩子就淹死了，那位老師是個很老實的人，他流涕自責沒盡責任，在生死關頭一剎那間，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兒女，沒有捨生忘死。當時輿論認為老師已經盡了責任，即使賠掉性命，也沒法救起溺者。校方為這事召開了校務會議，想必是商量怎甍向溺者家長交代。參與會議的大多是洋人，校方器重三姑母，也請她參加了。三姑母在會上卻責怪那位老師沒捨命相救，會後又自覺失言。捨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責求旁人；校方把她當自己人，才請她參與會議，商量辦法，沒要她去苛責那位惶恐自愧的老師。
　　她懊悔無及，就想請校委會的人吃一頓飯，大概是表示歉意。她在請客前一天告訴我母親「明天要備一桌酒」，在我家請客；她已約下了客人。一桌酒是好辦的，可是招待外賓，我家不夠標準。我們的大廳高大，棟樑間的積塵平日打掃不到，後園也不夠整潔。幸虧我母親人緣好，她找到本巷「地頭蛇」，立即雇來一群年富力強的小伙子，只半天工夫便把房子前前後後打掃乾淨。一群洋客人到了我家，對我父母大誇我；回校又對我大誇我家。我覺得他們和三姑母的關係好像由緊張又緩和下來。
　　三姑母請客是星期六，客散後我才回家，走過大廳後軒，看見她一人在廳上兜兜轉，嘴裡喃喃自罵：「死開蓋！」「開蓋貨！」罵得咬牙切齒。我進去把所見告訴母親。母親歎氣說：「嗐！我叫她請最貴的，她不聽。」原來三姑母又嫌菜不好，簡慢了客人。其實酒席上偶有幾個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說錯話、做錯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當那麼懊惱。我現在回頭看，才瞭解我當時看到的是一個傷殘的心靈。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間有同情，有原諒，只覺得人人都盯著責備她，人人都嫌棄她，而她又老是那麼「開蓋」。
　　學校裡接著又出一件事。有個大學四年級的學生自稱「怪物」，有意幹些怪事招人注意。他穿上戲裡紈褲少爺的花緞袍子，鑲邊馬褂，戴著個紅結子的瓜皮帽，跑到街上去挑糞；或叫洋車伕坐在洋車上，他拉著車在鬧市跑。然後又招出一個「二怪物」；「大怪物」和大學的門房交了朋友，一同拉胡琴唱戲。他違犯校規，經常夜裡溜出校門，半夜門房偷偷放他進校。學校就把「大怪物」連同門房一起開除。三姑母很可能吃了「怪物」灌她的「米湯」而對這「怪物」有好感，她認為年輕人胡鬧不足怪，四年級開除學籍就影響這個青年的一輩子。她和學校意見不合，就此辭職了。
　　那時我大弟得了肺結核症。三姑母也許是怕傳染，也許是事出偶然，她「典」１了一個大花園裡的兩座房屋，一座她已經出租，另一座楠木樓留著自己住。我母親為大弟的病求醫問藥忙得失魂落魄，卻還為三姑母置備了一切日常用具，而且細心周到，還為她備了煤油爐和一箱煤油。三姑母搬入新居那天，母親命令我們姐妹和小弟弟大夥兒都換上漂亮的衣服送搬家。我認為送搬家也許得幫忙，不懂為什麼要換漂亮衣裳。三姑母典的房子在婁門城牆邊；地方很偏僻。聽說原來的園主為建造那個花園慘淡經營，未及竣工，他已病危，勉強坐了轎子在園內遊覽一遍便歸天去了。花園確還像個花園，有亭台樓閣，有假山，有荷池，還有個湖心亭，有一座九曲橋。園內蒼松翠柏各有姿致，相形之下，才知道我們後園的樹木多麼平庸。我們回家後，母親才向我們講明道理。三姑母是個孤獨的人，脾氣又壞——她和管園產的經紀人已經吵過兩架，所以我們得給她裝裝場面，讓人家知道她親人不少，而且也不是貧寒的。否則她在那種偏僻的地方會受欺，甚至受害。
　　--------
　　１即活買，期滿賣主可用原價贖回。

　　三姑母搬出後，我們才知道她搬家也許還是「怪物」促成的。他介紹自己的一個親戚叫「黃少奶」為三姑母管理家務。三姑母早已買下一輛包車，又雇了一個車伕，一個女傭，再加有人管家，就可以自立門戶了。她竭力要拼湊一個像樣的家，還問我大伯母要了一個孫女兒。她很愛那個孩子，孩子也天真可愛，可是一經她精心教育，孩子變成了一個懂事的小養媳婦兒。不巧我嬸母偶到三姑母家去住了一夜，便向大伯母訴說三姑母家的情況，還說孩子瘦了。大怕母捨不得，忙把孩子討回去。
　　三姑母家的女傭總用不長，後來「黃少奶」也辭了她。我母親為她置備的煤油爐成了她的要緊用具。她沒有女傭，就坐了包車到我家來吃飯。那時候我大弟已經去世。她常在我們晚飯後乘涼的時候，忽然帶著車伕來吃晚飯。天熱，當時連沒有冷藏設備，廚房裡怕剩飯剩菜餿掉，盡量吃個精光。她來了，母親得設法安排兩個人的飯食。時常特地為她留著晚飯，她又不來，東西都餿掉。她從不肯事先來個電話，彷彿故意搗亂。所以她來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後園躲在花木深處，黑地裡裝作不知道。大姐姐最識體，總是她敷衍三姑母，陪她說話。
　　她不會照顧自己，生了病就打電話叫我母親去看她。母親帶了大姐姐同去伺候，還得包半天的車，因為她那裡偏僻，車伕不肯等待，附近也叫不到車。一次母親勸她搬回來住，她病中也同意，可是等我母親作好種種準備去接她，她又變卦了。她是好動的，喜歡坐著包車隨意出去串門。我們家的大門雖然有六扇，日常只開中間兩扇。她那輛包車特大，門裡走不進——只差兩分，可是門不能擴大，車也不能削小。她要是回我們家住，她那輛車就沒處可放。
　　她有個相識的人善「灌米湯」，常請她吃飯，她很高興，不知道那人請飯不是白清的。他陸續問我三姑母借了好多錢，造了新房子，前面還有個小小的花園。三姑母要他還錢的時候，他就推委不還，有一次晚上三姑母到他家去討債，那人滅了電燈，放狗出來咬她。三姑母吃了虧，先還不肯對我父母親講，大概是自愧喝了「米湯」上當，後來忍不住才講出來的。
　　她在一個中學教英文和數學，同時好像在創辦一個中學叫「二樂」，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疊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說，「到底年輕人做事快」，每學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髮店髒，又抓我給她理髮。父親常悄悄對我說：「你的好買賣來了。」三姑母知道父親袒護我，就越發不喜歡我，我也越發不喜歡她。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結婚，三姑母來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賀客詫怪，以為她披麻戴孝來了。我倒認為她不過是一般所謂「怪僻」。一九二九年她初到東吳教課，做了那一套細夏布的衣裙，穿了還是很「帥」的。可是多少年過去了，她大概沒有添做過新衣。我母親為我大弟的病、大弟的死。接下父親又病，沒心思觀她。她從來不會打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打扮。
　　我記得那時候她已經在盤門城河邊買了一小塊地，找匠人蓋了幾間屋。不久她退掉典來的花園房子，搬入新居。我在國外，她的情況都是大姐姐後來告訴我的。日寇髦占蘇州，我父母帶了兩個姑母一同逃到香山暫住。香山淪陷前夕，我母親病危，兩個姑母往別處逃避，就和我父母分手了。我母親去世後，父親帶著我的姐姐妹妹逃回蘇州，兩個姑母過些時也回到蘇州，各回自己的家（二姑母已抱了一個不認識的孩子做孫子，自己買了房子）。三姑母住在盤門，四鄰是小戶人家，都深受敵軍的蹂躪。據那裡的傳聞，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見日本軍官，責備他縱容部下姦淫擄掠。軍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還他們從三姑母四鄰搶到的財物。街坊上的婦女怕日本兵挨戶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裡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兩個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麼話哄她出門，走到一座橋頂上，一個兵就向她開一槍，另一個就把她拋入河裡。他們發現三姑母還在游泳，就連發幾槍，見河水泛紅，才揚長而去。鄰近為她造房子的一個木工把水裡撈出來的遺體入殮。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屬領屍的時候，已不能更換棺材，也沒有現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趕緊在棺外加釘一層厚厚的木板。
　　一九三九年我母親安葬靈巖山的繡谷公墓。二姑母也在那公墓為三姑母和她自己合買一塊墓地。三姑母和我母親是同日下葬的。我看見母親的棺材後面跟著三姑母的奇模怪樣的棺材，那些木板是倉卒間合上的，來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徵了三姑母坎坷彆扭的一輩子。
　　我母親曾說：「三伯伯其實是賢妻良母。」我父親只說：「申官如果嫁了一個好丈夫，她是個賢妻良母。」我覺得父親下面半句話沒說出來。她脫離蔣家的時候還很年輕，盡可以再嫁人。可是據我所見，她掙脫了封建家庭的栓桔，就不屑做什麼賢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對戀愛和結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會，指望有所作為。她留美回國，做了女師大的校長，大約也自信能有所作為。可是她多年在國外埋頭苦讀，沒看見國內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當前的時勢，她也沒看清自己所處的地位。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罵她的人還不少，記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Mademoiselle Serpent 。 Signorina Serpente

Saturday, May 21, 2011

2011-05-21 楊絳《孟婆茶》

Monday, May 2, 2011

2011-05-02 生活誌

Feedjit

逛逛一夏

逛逛一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