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7《走近志摩》徐炎

語與人寰存哲理，詩懸日月叩天音。 徐志摩於1931年11月19日因飛機失事罹難。今年已是他誕生105周年逝世70周年了。他在世只有35年，創作生涯僅十餘載，然而就在這樣短促的歲月中，他為後世留下了大量不朽之作。他是一個充滿生命活力和創作精神的浪漫派性靈詩人兼散文家，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開山人物之一，徹底的人道主義者。 一 讀徐志摩的新詩，人們就會進入一種不同凡響的清新、飄逸的境界而為之神往，但很少進一步去探求其內蘊的哲理；讀他的散文，又會被綺麗的詞藻和奔放的文筆所陶醉，一時間又很難能捉摸他的性靈的感觸。徐志摩很少寫戲劇，他的一生就是一部鮮活的人生劇——後人很難再用筆墨來重塑。他還給世人留下不少高深莫測的事情而成為傳奇式人物：家中有樓房他不要住，偏要到窮山僻野的破廟（祠、寺院）中去住；家父的產業（金融及工商企業）不愛，家產不爭，謝當官，欲樂於融合在他的師友和學生中間，與平民百姓、僕傭、小孩、農夫、乞丐交好，徜徉在各種墓地聽風聞雨；為了追隨富有叛逆精神、從心坎中愛護中國青年並確信中國文藝會復興成功的英國哲學家羅素，他甘願放棄唾手可得的美國經濟學博士學位而遠航去了英國；他與官府小姐張幼儀合不來而和靈慧的林徽因、陸小曼成為莫逆；他的逝世則又像是“白日飛升”——飄然、晃然、轟然、悄然……凡此種種，一方面給人們留下許多遐想，但在另一方面，使得人們很難捉摸，不易理解，甚至生髮誤會。更由於歷史條件造就了一個相當長的時空隔閡，可以說，除了少數學者和作家外，人們對他瞭解不多，甚至不知道徐志摩為何人；海外情況則不完全相同。自從去年春天以來，《人間四月天》電視連續劇（據于張幼儀的自傳體小說）正好候著這個“真空”的當兒播出，因此重又引起學者們的關注；但遺憾的是，由於該劇內容失實，甚至割裂了詩人之為詩人，導致人們覺得徐志摩其人平庸，無從感知到他的真正的人生，更無法領略他的高度和境界，這樣就不得不使人們在走近徐志摩漫漫旅途上，又拉開了距離，海外自不例外。 二 比如一條河流，必先探明其源頭，然後才能合理地利用其資源造福於人類。首先，徐志摩是生長在富商之家，他怎樣成為詩人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使人們發生興趣的問題。按照他自己頗有些詩意的說法：“……整十年前我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著了什麼奇異的月色，從此我的思想就傾向於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鬱占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於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猛虎集》序）。又：“……但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蜜甜的機會了。……我不敢說受了康橋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息，脫凡胎。我敢說的只是——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巴黎的鱗爪•吸煙與文化》）。這兩種說法都真實得無法再真實了，可我卻未能得到滿足。很多人以為徐志摩受到康橋藝術和學術氛圍的薰陶和啟迪，又與林徽因相識而漫步初戀之林，在心靈碰撞下迸發出了愛情和詩情的火花。顯然，他們是認同康橋之說的。誠然，但是我更注重前者，我認為溯源而上，探究十年之前的“風”、“月色”和“深刻的憂鬱”將是至關重要的。十年前徐志摩還只十多歲，那時候他在什麼地方，他在想什麼？於是我打開了他剛進杭州第一中學時的日記本（即《府中日記》），這是迄今為止我們最晚發現卻不是他最早親筆記述的一本。 1911年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為了推翻滿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發動了民主革命戰爭。徐志摩在5月3日見到報上刊出革命軍受挫失敗的消息，義憤填膺地在日記中寫了“不禁為我義氣之同胞哭，為全國同胞悲痛”，歎息“革命軍羽翼之已成，而中道摧阻”，他旋即在5月17日和20日寫下了《自遣》和《感時》兩首詩： 人生歲月白駒過，應事牢騷記詠哦。書劍附身聊複爾，英雄得志又何如。未能報國心空熱，許作平民福已多。竊歎我廬真自在，閑栽花木醉高歌。 ——《自遣》 進進進，家破國亡不堪問，生斯世兮男兒幸，手執大刀兮誓將敵殺盡，盡盡盡，也難消揚州十日嘉定屠城恨，進進進，追追追，血濺戰衣金刀惲頭乎斷兮決不歸，誓將江山一鼓奪回。死死死，不死疆場男兒恥，拋卻美妻及愛子，披衣上馬去如矢，不得自由毋寧死，死死死。 ——《感時》 當時徐志摩才14歲，他把一片赤誠的愛國熱情化成如火詩篇躍然於紙上，對自己悠閒的學生生活感到不安，恨不得投筆從戎，為祖國為民族為自由去獻身戰死在沙場上。風有所聞，月有所明，他的愛國愛民之心，就是這樣很清楚地袒露在人民面前。愛國愛民，憂國憂民，乃我華夏文化的精髓，是國家和民族命運的自覺意識。徐志摩所在的班級，後來出了許多著名人士，他是這個班的班長，愛國主義思想已經深深地根植在他的幼小心靈中；且已經在探求拯民救亡之道了。我們再從他發表在校刊《友聲》（1913年）上的《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一文中也可以看到他“力倡改革社會，破除迷信，主張科學，增強人民之自治性質”的愛國倡議。 1918年，徐志摩21歲，正是傾聽著祖國之風，惦念著祖國的月色，揣懷著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而踏上征途的，他在答謝親友們為他送行的文章中，又一次抒發了深沉的愛國熱情：“……國難方興，憂心如搗，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嗟爾青年，維國之寶；慎爾所曰，以拓我腦。誠哉，是摩之所以引暢而自勵也……”他到美國之後，始學經濟，但美國社會貧富懸殊的景象，使他不得不深思起來；當他看到童工因疲勞過度不慎將手指軋入攪肉機中的慘狀時，他不能自已。為此他上下求索，開始對哲學發生興趣。顯然，他毅然決然地放棄經濟學博士學位的誘惑而離美赴英並不是從個人得失出發的。 徐志摩帶著那份深刻的憂鬱去了美國，又帶著它到了英倫。誠然，康橋的環境催發了他的感官。但是論詩情，早在念中學時就萌發了。“分行的抒寫”現已證明在那個時候就開始嘗試了，他那首《感時》應該是最好的明證。用白話自由地“分行的抒寫”已使他從舊體詩的格律中脫胎而出，正好他寫在三天之前的《自遣》還是一首七律，而《感時》則開始白話化了，成為一種新穎體裁問世。並且我們能夠注意到，他是在自發狀態下，急欲將內心感受抒發出來，與民眾溝通，因而自然地採用了通俗易懂而又激情的詩歌形式。若是我們對比他往後寫成的一些詩，諸如《滬杭車中》、《廬山石工歌》、《無題》等，我們可以發現，在連用疊字、環韻、句式等方面，都是志摩式的。因此，可以這樣認為，這首《感時》無疑是徐志摩最早寫成的新詩了。更為重要的是，應該感謝上帝，徐志摩終於了卻了夙願，即終於和張幼儀達成離婚協議，他終於獲得性靈的解放，於是一個新時代的詩人誕生了。在此我只需簡單指出，張幼儀在性格和為人上與徐志摩截然不同，他們之間從婚合、婚後關係直到離異並不是像《人間四月天》那樣專事為張幼儀樹碑所宣揚的。沒有離婚，徐志摩便不可能成為詩人，更遑論浪漫與性靈。 三 徐志摩處在一個社會變動劇烈的時代，一方面是長期閉塞的保守勢力極為嚴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徐志摩卻是一個剛從國外遊學回來的青年，自然反差很大；加上他天性灑脫不羈，容易被誤解，對他就免不了褒貶不一了。當我回憶起童年時候聽到家人和親友們談論起家庭軼事時，我總覺得父母親所述最為直接，也最接近事實，因為父母所掌握的是第一手材料。徐志摩單傳，我父徐崇慶是他的堂弟，兩人很親密。徐志摩出國期間，其母錢氏常令我父代她老人家修家信寄給她兒子，徐志摩自英國歸來後，曾在家鄉山野間的白公祠、三不朽祠中居住，由我父親做伴同住，他們談學業、談家國、談婚姻等，可以說無話不談。當然我那時還在天上飛呢！記得我十歲左右時，父親還常念著小名憶及他早已故世的堂兄，感歎他的為人。父親說：“又申哥的心是生在別人身上的，別人的心反而生到他身上去了。”此話一出，家中人都呆住了，停下了手頭的活兒，眨著眼皮，辨味著，思索著，自言自語重複著“心，生在別人身上”！心怎麼能生到別人身上呢？我當時年齡小，不懂這話的意思。母親講得通俗多了：“又申哥放假回來（指寒暑假日返硤石），總是兩手空空的，問了他才明白，被子、鋪蓋、用品都送給別人了，他把人家的需要看得高於自己。於是也免不了有妒忌心的人在背後講閒話了，他不是不知道，但從不計較。其實，又申哥自奉不奢，有時就在廚房用餐，雪菜豆腐是最常吃的；有時攜了酒食去和他的乞丐朋友們聊天去了。返回學校時總得為他重新準備行李。”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曾經傳聞一時的“志摩船菜”，它不是什麼山珍海鮮，卻是十分樸素的三葷三素一湯，但頗具浙西風味，價廉而物美。拿當時的家境來看，若要辦上一桌上好的酒宴來招待十多位海寧觀潮的國內名士也未始不可，可徐志摩不這樣做，認為徐志摩是闊少，乃是誤會。當父親談起徐志摩的詩文時，每每要把一張廬山風景畫明信片拿出來，背面是徐志摩寫給他堂弟的信：“……廬山名跡，頃刻未可窮盡，然山之靈異，尤在雲霞，頗擬作新雲賦以詠之，此塔不知何名，遠塔亦不知名，然意境古澹絕俗，到此惟聽松聲鳥語，忘機亦忘世矣。……”父親邊念邊讚賞：“信也像散文詩，你可以從中領略到蘇軾題廬山西林寺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未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詩的意境。”我說：“他信上說要寫新雲賦，那新雲賦寫了沒有？”父親說：“他哪里有時間寫，如其寫的話，我相信他也會寫成一種新格式的新賦了，將不同於四六句式的駢體文。他的駢體文寫得很好，可惜我現今已無法再找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他下定決心用白話寫文章，寫詩，為的要和人民大眾通心聲，文言體畢竟看的人範圍褊狹多了。我保存的那篇《徐志摩啟行赴美分致親友文》是文言體，寫在五四之前，文中也有一些駢體文句，不是通篇的駢文。”（我父親後來把此文交與陳從周編入《徐志摩年譜》）數十年之後，當我翻閱徐志摩遺著時，確實，凡是公開發表的文章絕大多數採用白話文，努力改變自己行文的習慣。我想在當時文言體還相當盛行，像他那樣以身作則提倡寫白話文恐怕為數也不多吧！待到後來，白話文推廣的結果，反使人們覺得他用字“太奧”了，這也不足為奇的，徐志摩寫給長輩們的信，則為了尊重他們的習慣，仍採用他們所常用的文言體。他的心確實是在別人身上的，我似乎逐漸領會父親那句相當玄妙的話了。在我童年的小腦瓜中時常縈繞著幾首小詩，當父母親跟我講起那些家事時，小詩便像小精靈似的時隱時現，活躍起來了。“我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分，／我需要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這首小詩韻律隔句相押，像是民歌易記易唱，樸實淡泊地表示情願做一個平民，深入淺出地表達了人生的哲理。這哲理，我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加深認識的。於是我深自愧責起我年幼時期的淺薄，竟然隨便把它當成簡單的民歌！徐志摩從小天性好動，活潑快樂，真像他在另一首詩中所說：“……／像是那不掛累的梅花雀，／清早上歌唱，／黃昏時跳躍，／……”他和小朋友玩耍時，會和他們一塊兒在地上打滾，遊山玩水，從家鄉的西山玩到東山要翻兩座山頭。說他只動不靜也不對了，靜時也靜得出奇；看書讀報，作文習字，一坐就是老半天，這使他從很小年紀便帶上了近視眼鏡。待到年長，又像一個大孩子四處好游，首赴北京入學前應試，只寫了一篇文章，顧不得餘下課目未考完，就拔腳去萬壽山、西山玩了；僥倖文章寫得好被破格錄取了。父母常跟我提起：你的又申大伯留學歸來，做詩寫文章常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達旦。他為人心懷大我，莊敬篤勵，竟趣神明，靜如處子，動若脫兔。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了林語堂描述徐志摩的那一段話：“志摩，情才，亦奇才也，以詩著，更以散文著，吾於白話詩念不下去，獨於志摩詩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運句措辭，得力於傳奇，而參任西洋語句，了無痕跡，然知之者皆謂其人尤奇。志摩與餘善，亦與人無不善，其說話爽，多出於狂叫暴跳之間，乍愁乍喜，愁則天崩地裂，喜則叱吒風雲，自為天地自如。不但目之所痛，且耳之所過，皆非真物之狀，而志摩心中之所幻想之狀而已。故此人尚遊，疑神，疑鬼，嘗聞黃鶯驚跳起來，曰：此雪萊之夜鶯也。”現我把林語堂作為徐志摩朋友的話錄下於此，以供讀者對照。徐志摩到過許多國家，對於異域的風土人情和生活方式很感興趣，日本的，印度的，席地而臥，盤膝打坐，飲食服飾，時或模仿，認為是世界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若說他只像英國紳士，至少是不夠全面吧。徐志摩在美國留學時曾利用課餘時間去打工，有一次他驚逃了，這故事恐怕知道的人不少。那是在一家豪華餐廳當侍者。有一天，徐志摩手托滿盤的盆子碟子走在大廳中央，忽然不知踩著了什麼東西，腳一滑，人也就站不住了，霎時間滿盤的盆碟傾翻在地，嘩啦啦的一聲巨響引得滿堂賓客都回頭望來。而徐志摩此時已嚇得魂飛天外，拔腳就往外跑，顧不得自己的上衣還在餐館中。我想這是他從小就戴上深度近視眼鏡沒能看清地面上有什麼東西的緣故吧。也算是一出“天堂驚魂”。另一出故事恐怕知道的人便不多了，徐志摩在美國打工學到了一手西式端菜盆子的方法，歸國後還沒有忘掉。有一次宴會（徐志摩與陸小曼定情），開幕前，徐志摩忽然興之所由，忘形地親自端起盤碟來了，一時間在座客人見到他端盤子的方式頂怪樣的，以為他從來沒做過不會做，慌忙阻止他，不讓他自己動手；他們是出於好意地把他當成“千金之子”來護著他。鬧了一出小小的笑話。被人們普遍歡迎的《雪花的快樂》一詩，有人認為是徐志摩愛情詩中的壓卷之作。但也曾被人誤解過，指責它充滿了色情描寫。儘管是誤解，但指責頗具殺傷力。歷史告訴我們，古今中外文人如屈原、蘇軾、雪萊、拜倫等借用美人、佳人、幽蘭、芳草等來比喻美好的理想、崇高的志向，並不少見。蘇軾在他的《前赤壁賦》中曾感歎地寫出：“望美人于天一方。”畢竟蘇軾是古人，而徐志摩則是近代人，誠然，藝術鑒賞既取決於欣賞者的文藝修養的思想意識，同時又反過來作用於鑒賞者，而思想意識又與一定的社會文明底蘊有關。我曾經嘗試從不同藝術作品的藝術相通性出發，把這首詩的前後兩個部分分別和羅丹的塑像《青銅時代》（一個獨自站立的裸體男青年）和《吻》（一對裸體男女的擁吻）作對比鑒賞，我發現，原來真正的藝術作品自有其強大的生命力。因為它們同樣體現了人類追求美、愛、自由和嚮往光明未來的崇高天性，真正的藝術在陶冶人們情操的同時又指明了方向。當然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在惡劣環境中，尚好的藝術品完全有可能遭受到謾駡甚或砸毀的不幸。在藝術上，徐志摩這首詩的內涵不是要比羅丹的這兩尊著名雕塑顯得更其典雅、活潑和富有樂觀精神嗎？《雪花的快樂》在表像上是一首愛情詩；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向前一步定能看到它在本質上是一首立志詩。這詩寫于1925年徐志摩30歲生日，發表於生日過後數日。“而立”之年，徐志摩認真思考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方向。詩中寫道：“……飛揚，飛揚，飛揚，——／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淒清的山麓，／也不去荒街去惆悵——／飛揚，飛揚，飛揚，——／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徐志摩借飛舞的雪花來托物言志，要自己認定方向，既自信又樂觀，既堅定又瀟灑，他三度告誡自己，不要誤入歧途，不要浪費光陰，要積極進取。在詩的後半部分又用了一個“她”——想像中的美人來寄託他的理想，鬧到了“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來贊喻這理想多麼高尚、多麼美好，最後“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胸有成竹地感知到理想能夠實現，已接近實現。若問這志向、這理想是什麼？我敢說這就是他為之日夕奮鬥的新詩，他一直寄厚望於新詩的發展，很有決心，很有信心，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參加寫新詩，用新詩的激情喚起人類的愛心，去共同創建自由美好的未來——他形象地稱之為馨香嬰兒——他的理想。當然，人類若能到達這種境地，時代可能要跨越百年、數千年……用詩句表明在尺素之間這正是信心的力量。 四 徐志摩的憂患意識隨著祖國和民族的多災多難與日俱增。“……／我亦願意讚美這神奇的宇宙，／我亦願意忘卻了人間有憂愁，／像是那不掛累的梅花雀，／清早上歌唱，／黃昏時跳躍，／假如她清風似的常在我的左右。”在這首詩中，歡快與憂鬱形成鮮明對照。的確，徐志摩從快樂活潑的童年起，隨著年齡的增長，正像他自己所說：“一份深刻的憂鬱奠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他的夫人陸小曼曾這樣說過：“自從我認識他之後，我就沒有看到他真正的快樂過多少時候。”那麼，詩人為什麼這樣憂心忡忡，鬱鬱寡歡呢？這就不能不從徐志摩一生的時代背景，從二十世紀開始的二三十年中去考察了。這二三十年清廷腐敗無能，帝國列強侵華不斷；辛亥革命成功只是曇花一現，革命成果被篡奪；軍閥內戰連年，北伐以後國民黨政府背叛革命，重又走上腐敗之途；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諸省，連年天災，民不聊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面，誰不憂心，更何況熱血湧動如志摩者。徐志摩和陸小曼雖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後幸福生活，但處在這樣一個內憂外患的大環境中，哪里能感覺到沐浴春風呢？無怪乎詩人要唱出這一首短小的心曲了，陸小曼要說出他的真實心境了。可以看到，自從徐志摩留學歸來，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都堅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買辦政府。1923年1月28日，徐志摩在《努力週報》上發表《就是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無所畏懼地支持北大校長蔡元培，反對北洋軍閥政府。他高度讚揚蔡元培“敢於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之門”，並號召“有知識有膽量能感覺的男女同志”起來積極支援。1924年12月20日，徐志摩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這回連面子都不顧了》，抨擊英帝國主義在處理庚子賠款問題上的虛偽立場。1925年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守舊與“玩舊”》的文章，反對封建文化的復古，堅決捍衛新文化陣營，同時還編輯了一批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抨擊軍閥政府鎮壓革命群眾的文章。1928年山東濟南五卅慘案發生，徐志摩恨透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可惡和軍閥政府的昏庸無能。為了紀念三一八慘案，徐志摩把《詩鐫》的第一期辦成了血案紀念專號，和聞一多等詩人一起用詩歌悼念為革命獻身的青年志士。徐志摩一生謝絕在舊政府中擔任官職。徐志摩在看到了蘇聯革命成功後的景象，對於這人類壯大事業生髮出崇高的敬意，並寄予無限厚望。他在《自剖集》裏寫道：“那一個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濃濃的染著Martyrs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膽量實行，我們的理想中的革命，這回一樣的血就不會是白費的。”他又在《落葉集》裏說道：“前幾時有一天俄國公使館掛旗，我也去看了。加拉罕站在臺上微微的笑著，他的臉上發出一種嚴肅的青光，他側仰他的頭看旗上升時，我覺著了他的人格的尊嚴，他至少是一個有膽有略的男子，他有為主義犧牲的決心，他的臉上至少沒有苟且的跡痕……那紅色是一個壯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裏最壯大的一個時期；不僅表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卻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 徐志摩的詩歌除藝術造詣外，更有著明顯的政治傾向：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理想，追求光明，嚮往社會主義，讚揚工農，同情勞苦民眾，針砭時弊，詛咒罪惡和黑暗勢力。即使是風花雪月，也有所寄寓，蘊藏著愛國愛民、憂國憂民的真心實意。若把徐志摩看成為是一個天才的美文家或情聖，似乎失之偏頗，現我略舉他一些詩作如下。徐志摩在《為要尋一個明星》這首詩裏，表示要用生命的代價為祖國的光明前途獻身：“……/我沖入這黑綿綿的昏夜，/為要尋一顆明星，——/……/累壞了，累壞了我胯下的牲口。/……/累壞了，累壞了馬鞍上的身手。/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裏倒著一隻牲口，/黑夜裏倒著一具屍首，——/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詩中的騎手無疑是詩人自況，黑綿綿的荒野是指黑暗的社會，勇敢地衝刺、加鞭、戰鬥、獻身，是為了祖國的光明前程。在《無題》一詩中，詩人又緊握著手中的投槍高呼著：“……前沖，啊，前沖！衝破這黑暗的冥凶，/衝破一切的恐怖、遲疑、畏葸、苦痛，/血淋漓的踐踏過這三角棱的勁刺，/叢莽中伏獸的利爪、蜿蜒的蟲豸！/前沖，靈魂的勇是你成功的秘密！/這回你看，在這決心捨命的瞬息，/迷霧已經讓路，/讓給不變的天光。”在這裏人們可以看到，徐志摩對那個黑暗社會的恨之深，才對明媚天光的愛之切，才不顧一切地向前衝刺，衝破層層阻礙，急切地為了到達理想的光明社會之目的。徐志摩還用他那犀利的筆鋒揭穿那個暗無天日的社會，在那裏，勞苦大眾受壓迫，被蹂躪，折磨得貧病交加，生死兩難。在《灰色的人生》的散文詩中，他以自身親臨的感受，用顫抖的、粗愴的嗓音，唱出了山和海要動容，風和雲要變色的悲歌，詩的最後一句是：“……來，我邀你們到民間去，聽衰老的、病痛的、貧苦的、殘毀的、受壓迫的、煩悶的、奴役的、懦性的、醜陋的、罪惡的、自殺的和著深秋的風聲和雨聲——合唱的《灰色的人生》。”是的，徐志摩強忍住滿腔的怒火，要對這醜惡的黑暗社會拼死衝擊。在《毒藥》這首散文詩中，他寫道：“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胸懷間插著發冷光的利刃，……到處是姦淫的現象，／貪心摟抱著正義，／猜忌逼迫著同情，／懦怯狎褻著勇敢，／肉欲侮弄著戀愛，／暴力侵淩著人道，／黑暗踐踏著光明……”他的揭露是對舊社會的詛咒，是要激起廣大民眾的義憤，起來推翻這個吃人的社會制度，建立一個新的民主自由的國家。從二十世紀初，直到他去世，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水深火熱的炎黃子孫，無時無刻不在徐志摩的心的生生息息的搏動中。他已經急不擇字地說了這麼一大堆話：“不論是誰，不論是什麼力量，只要他能夠替我們移去壓住我們靈性的一塊昏沉，能給我們一種新的自我意識，能啟發我們潛伏的天才與力量來做真正創造的工作，建設真的人的生活與活的文化——不論是誰，我們說，我們都拜倒。列寧、基督、洛克弗拉；耶穌教、拜金主義、悟善社、共產黨、三民主義；——什麼都行，只要他能替我們實現我們最需要最熱望的——一個重新發現的國魂。”（《列寧忌日——談革命》）。理論一旦掌握了群眾就變成為物質的力量，更何況正義之聲加上了義憤與激情。事實上，徐志摩的確是在為未來的革命，為我中華民族的復興，在人民中間傾注了可以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的思想感情——獨缺東風，等待火山爆發。誠然，徐志摩在最後的一年裏，由於喪母以及生活上的煩心事曾使他意氣消沉，可是當他自覺過來要下決心徹底改變一下的時候，不幸轟然一聲，耀然一閃——火鳳凰涅■了。他已經把愛的火苗播種在人間，一生做多情的鵑鳥，不住地歌唱新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啼血至死。這可以說就是他的成功，他不需要人們給他記下功才算成功，或者，說他早死即是失敗。我覺得他撰文擇句直率不羈，快速潦草，似乎在趕時間，預感到自己時間不多，只爭朝夕。徐志摩的生命雖短，但他的事業是開放式的，提供給後人的想像空間極大。 五 徐志摩的婚戀故事是他一生中的另一個熱點，陸小曼在其中佔有無可否認的特殊位置。她從小也很愛國，很有才氣，待到長大，由於早先婚姻失敗使她具有與徐志摩相近的情愛觀。愛國主義思想、文藝天賦以及愛情應重視精神基礎的情愛觀，這三者，我說，無疑是他們兩人相識前就已生就的三大共性——相識後自然會引起共鳴，使得他們能在滿地荊棘的封建環境的壓迫和阻撓中排除險阻從友誼發展到愛情到成婚。當徐志摩尚在美、歐留學時，年僅十六七歲的聰穎美貌的陸小曼已初露頭角。當時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向聖心學堂求助，商借到學生陸小曼（已精通英、法兩國語言）協助外交部去接待外賓。陸小曼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伶俐機智，天性倔強，既對傲慢的洋人從不買賬，也對軍閥政府的昏庸無能極為不滿，她在接待工作中做了不少為祖國為民族爭光之事。她更具多方面的藝術才華，尤以丹青見長（後來成為一名畫家）；小小年紀，即已名揚京都，受到多方人士的青睞。但是陸小曼早先的婚姻是不幸的，那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與軍人王賡結婚（1922年）。婚後不久，即因王賡性情暴戾，對新娘態度不好，不僅夫妻不睦，而且時常爭吵，陸小曼情緒十分消極。更因為是王賡使她得病，小曼不敢在父母面前言明真相，但是她要想掙脫封建婚姻枷鎖早已在認識徐志摩之前就有了。這王陸之間的私下問題直到徐志摩去世之後陸小曼才在她的侄女和一位老鄰居面前透露——這是她和王賡離婚真正原因。 “做女人難，做名女人更難”，何況陸小曼離婚的底因（除徐志摩外）一向不為人知，再何況她必須從封建社會“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女人一出嫁便定了終身”的鐵定教義中爭鬥而出，更何況她後來成了大詩人徐志摩的夫人而徐不幸早死，加上她自身的缺點和弱點。不難想像，做這麼一個名女人而在舊社會之中就難上加難了。她從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一直被罵到建國。她似乎已被罵得麻木了，也曾經聽之任之，你罵你的，我行我素。不，她沒有麻木，她所秉持的，正是本節開頭我提到的三大本質，這大節可惜世人不識。在建國之前，陸小曼所以能憑此而能夠抵禦辱駡；在建國之後，所以能進步，能立功。陸小曼在本質上也是一個胸懷大我的人。陸小曼宅心寬厚，待人誠懇。曾經流傳過這樣的評語：“男人中有梅蘭芳，女人中有陸小曼，都是人緣極好，只要見過面的人，無不被其真誠相待所感動。”因為愛國，所以愛民，因為愛民，所以愛國，這是互通的；陸小曼總是把朋友們的困難放在首位，先人後己地幫助別人，毫不吝嗇，即使在自己條件已相當困難時也是如此。她用錢爽快並不是圖一己之享受。任性和用錢不拘固然是她的缺點，但也得客觀地從多方面分析。因為愛國，所以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腐敗官僚，這也是一脈相承的。陸小曼曾經拒絕與“四大家族”中成員之一會面，曾經謝絕美國好萊塢某電影公司老闆的拍影片邀請並退回了巨額美金；“榮華上門楣，富貴到手邊”，她都不為所動。她一生多病痛，在封建主義和強權主義勢力的壓迫刺激下，情緒低落病痛更易發作，為了解除困擾，用鴉片緩解痛楚，結果上了煙癮。可她的底蘊和本質並未因此而泯滅，所以仍能堅持丹青不輟，寫作翻譯，編書出書，參加畫展展出作品。她的畫，秀潤雅致，自然灑脫，受到名家和大眾好評；文章和日記寫得流暢，無雕琢之氣；舊體詩絕句，情景交融，獨具風格。而當全國解放，推倒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陸小曼自然而然頓時感到精神振奮，她戒除了煙癮，走上社會，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她受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受任為中國畫院畫師，被任命為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參事，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評上了1959年全國美協三八紅旗手。陸小曼因體弱多病，不便長途旅遊，但她對祖國河山之愛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境地，以故她特別寄情於山水畫中。徐志摩罹難那天，隨身帶著那幅山水長卷是陸小曼的傾情之作——不在於畫藝水準，而在於深沉的情愫與含義。時值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正步步窺伺入侵我東北三省。國難方興，憂心如焚，徐志摩和陸小曼思慮著如何報效祖國。於是陸小曼卷起長袖，破例地繪起長卷來了。徐志摩帶了這卷圖畫到北京請了多位知名人士題詞，意在用祖國的山水來激發起同胞們的愛國情懷，團結起來，抵禦外寇侵略。徐志摩是坐了張學良的“福特”號座機起飛回南京的，兩人在飛機上縱論國家大事，愛國熱情高漲到無法平靜下來。志摩從南京返回上海後，直覺得題詞的人還不多，他還要請更多的人來寫，越多越好，恨不得各界各方人士都來簽上名字。陸小曼當然也這樣想。所以他再次飛往北京時又把此畫給帶上了。外界盛傳他是為參加林徽因的建築學術報告會才赴北京的，其實並不單一，有著更為重要的原因。不幸飛機遇上大霧，觸山墜毀，一代詩哲，與世長辭。但此畫幸被藏在一個鐵匣中，是以物未殉人。陸小曼將此畫視為至寶，一直藏在身邊，在八年抗日戰爭期間，她含辛茹苦居守“孤島”之上，此畫既不展出，更沒變賣。她與畫一直廝守著，期待著祖國河山的重光——直到建國。只有她心底明白，此畫已不是她私人之物。誠然，這幅山水長卷的內涵分量之重、意義之深又有誰能估量呢？在20世紀30年代，對於飛機失事還不曾配備黑匣子這種電子設備來記錄失事原因，徐志摩這個鐵匣子當然不會記錄到飛機失事原因，卻一直隱藏著他本人飛北京的一個重要原因。徐志摩逝世70年來，誰又能解開其中的奧秘呢？這是時代的印記，凝聚著民族救亡的心聲（這一幅山水長卷現由浙江省博物館收藏）。對於徐志摩的死，陸小曼深自愧責，以為“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志摩一直在她的懷念中，想著，想著會在什麼地方見到他。陸小曼於1965年4月3日因宿疾久治無效，病逝于上海華東醫院，享年63歲。臨走前，她託付趙清閣、趙家璧、劉海粟、張奚若，希望能與志摩同穴。 六 徐志摩在認識陸小曼之前兩年，就與張幼儀離婚了。原來，他們的婚合也是家長做主的包辦式被動婚姻，年輕的徐志摩當時很不願意，但又不敢違背長者的意圖與安排。禮成之後就曾拒進洞房，更無法與新人傾心相印。幾經周折，時離時合，分時尚可，合時不行，終於因為性格迥異，難以再繼，在德國柏林雙方自願離婚。更重要的是張幼儀與徐志摩是兩路人。內心卻已明白，沒有必要再湊合下去了。兩個家庭中的明理之人也都明白。兩家之間並無紛爭。我們（小輩）小時候都怕張幼儀，不敢接近。張幼儀從小性格剛強，嚴於管束，大時尤甚，富於手段；很有主見，也很有主張，且相當主動，既不會哭，也不會笑，是一個三主俱全的女強人。《人間四月天》中演出的張幼儀恰恰相反了，明顯地專事為張幼儀博取觀眾的同情（這與演員無關）。若說徐志摩與林徽因的親近關係，明眼人一看便知此系外界條件。總之，對於這兩宗離婚案（徐張、王陸）若能認清事實，則內因是根基，外因是條件，便沒有什麼紛爭之必要了。徐張在離婚前已育有二子（次子早夭），離婚後徐父認張為女，仍同住在家。陸小曼因有病，且動過手術，不育。張幼儀在1988年於美國紐約寓所逝世，徐、林、陸、張四人的最後一人在世者。她不善行文，生前自1983年起由她口授請人捉筆，寫下了自傳體小說，內中除申述身世外，對徐、林、陸提出看法，表達出了她自己的婚姻觀和情愛觀，封建觀念很重。自傳體小說名《小腳與西服》，作者張邦梅，原著為英文，由譚家瑜譯成中文，1996年在臺北市首版。該小說乃是數年之後拍攝的《人間四月天》的藍本，通過電影技藝的加工處理，顯得更具渲染力，但兩者基本相同——把一樁樁故事情節割頭去尾而截取中段，然後串聯起來湊成“全貌”，這就使得不很瞭解內情的人看了產生不同程度的錯覺——所謂“總體上還差不離”。當然，對於瞭解內情的人來說，是不願意看的，掉頭截尾的結婚和離婚都變了原樣。徐志摩變成為一個背棄“柔弱賢妻”、“破壞人家美滿婚姻”、“專事追逐少女少婦”的“離經背道”之徒，陸小曼變成是一個“紅杏出牆”、“背叛丈夫”、“尋歡作樂”的放蕩女性，女畫家表演為在畫桌上把畫幅撕個粉碎團成一團糟而已……不多舉了，讓事實來說明問題吧！徐志摩出生至今已105周年，105是三個35，第一個35年（1931）不幸殞機，第二個35年（1966）墳墓遭毀，而今2001年是第三個35年了，《人間四月天》在海內外熱播已告一段落，人們對徐志摩印象如何？他頭上可是沒有光彩了。即使原來有那麼一點點兒桂冠之光，也已為該劇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付出了代價。一看媒體報導便知，什麼“休妻”，什麼“棄婦怨”都來了，一些在封建黑暗時代那些封建強漢對待羸弱女性的慣用手段“休”和“棄”都套在徐志摩頭上了。豈不怪哉！“頭”之不存，光將焉附；源之受汙，其流濁矣！三個35，三次遭劫，生前為奇人，死後又逢奇遇，無從去作解釋，也不必去解釋。想當年（1922年），徐志摩連一點兒詩人的名望都沒有，又不是達官富商。他與張幼儀經由吳德生、金嶽霖作證離婚，消息傳到封建婚姻習俗與禮教冰封下的中國鄉間，無疑是一聲聲春雷。在此之前，徐志摩受歐風美雨的薰陶，早已看到中國婦女之悲慘命運而為之奔走呼號，主張男女平等平權。在留學歸國後，鑒於封建勢力的根深蒂固，又刊出《徐志摩、張幼儀離婚啟事》（1922年《新浙江》副刊），進一步闡明觀點，當時新聞稱之為中國第一宗西式離婚，動搖了數千年的包辦婚姻制度（封建習俗和禮教）。我們可以從他有關婦女解放運動的文章中，給張幼儀的信件中，與梁啟超的關於婚戀的辯論中，看到他宣傳男女平權思想，堅持男女雙方婚嫁自願的原則，以及女子不解放也是男子未盡解放的論點，光芒直射封建黑暗。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確實也有類似于徐志摩思想和行動的人，革命先驅瞿秋白就是一例，他也在報上刊出了離婚啟事，雖後於徐張離婚兩年，卻適逢梁徐之爭論，瞿的離婚啟事著實也引起轟動，被認為是進步的舉措。他們都是具有先進思想的人物，在為此後的婦女解放、男女平權、戀愛自由以及男女結婚和離婚的自願原則著實做了不少具有先導性思想和創見性行動的準備工作。 七 “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徐志摩是走了，可他為這個世界帶來了太多的雲彩，這雲彩，許是無價的寶藏。試想，我們如若未能走近他，瞭解他，又怎能去開發這一寶藏呢？然而徐志摩逝世數十年來，人們對他的看法，一般而論，我覺得一方面被他的文采炫住了眼，被他那富有的工商家庭出身障住了眼，又被他與三位有名望的女性的愛戀緋聞迷住了眼，因為在傳聞中又把情節庸俗化了，以至於很少看到他在文學的普及化上下了不少工夫，做了艱辛努力，很少看到他為人處世平民化的一面，也很少看到他在險惡的環境下與封建勢力的爭鬥。其實，徐志摩對政治十分敏感，也十分熱情，不是怕革命，只是不贊成極“左”和極右的極端做法。同時他聽從了一位國際友人——她鑒於當時社會的黑暗和對朋友的愛護，勸告徐志摩不必從政。但徐志摩歸國以後仍能以赤誠的愛國之心，用詩文作為投槍，雖風花雪月，亦有所寄託，矛頭直接指向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社會黑暗及腐敗的政府，他的心是革命的。當今，時代已大步向前，多數國家均已確立男女雙方在自願原則下結婚與離婚的民主婚姻法律制度。令人遺憾的是仍然有人利用徐志摩的詩名和膾炙人口的愛情故事，採用改頭換面的手法，把原本是民主的創舉，篡改為封建的壓迫，假借所謂傳統“美德”宣揚封建道德觀。誠然，民主革命以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並不等於封建思想意識的剷除。封建思想意識是殘留在人們腦海中的東西，由因襲而來，很是凝固，也很頑固。即便對於思想本質基本健康的人來說，封建思想意識也會依附載體，不知不覺地靠近你，很有滲透力，也很有黏著力，像是一種病毒。而載體之一，卻又是所謂的傳統或傳統“美德”，而管道又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徐志摩一生應該是一個整體，他的文學、戀愛、為人、信念、願望等，渾然不可以分割；如若不然，怕很難真正瞭解他、走近他。有人看了《人間四月天》電視連續劇之後，以為現在可以研究徐志摩，全面認識他了，他們久盼著要瞭解徐，隔了多少年代才算看到有這麼個電視介紹他，他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們不知道《人間四月天》的由來，不明了它已經把徐志摩割裂了，遠離了事實真相。本來麼，電視劇這個藝術品種，它的娛樂性及附之而來的商業氣味即投資盈利性較強，論藝術正宗性，怕不及電影這個品種那麼正宗。但不管怎樣，電影和電視都應該尊重事實才對，如其要改變，理應說明白。陳從周的長女陳勝吾在《人間四月天》行將公開發佈上映之時，當她知道該劇是由《小腳與西服》這本書編就劇本時便說：“我是不想看的，肯定看不下去。”已故園林專家陳從周同時又是徐志摩研究學者，他曾首編《徐志摩年譜》，又陳徐兩家常相往來，故陳勝吾非常瞭解個中因由。陸小曼的老鄰居姚仁宜老太太對我說，她看了一點兒便看不下去了，陸小曼不是那樣的人。林徽因之子梁從誡對該連續劇也很有意見，很是不滿。不少學者已開始對該劇提出疑問，或者是因為對徐志摩以及三位女性各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或者是摸到了《人間四月天》與張幼儀自傳體小說的關係，或者是集他們的邏輯分析提出質疑。在此我覺得需要補充說一句，儘管該劇內容上有很多失實，畢竟它重又引發了人們對這位詩人的興趣和研究，同時我還是要強調，劇情失實與一流的演員們無關。我也是在這個時候起草這篇文章，想把我所知道的公諸於眾，當然還沒有全部，拙文主要是為紀念詩人逝世70周年而作，不知對讀者們、對有興趣研究詩人的學者們有無參考價值。 2001年11月於上海 收錄在《和錢鍾書同學的日子》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7965-1108531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