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教授，對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的研究，十分深刻，寫了許多專著。身為一個認識他多年的出版人，知道即使和他平常聊天也那麼逸趣橫飛，則一直另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怎麼編一本書，把他介紹給校園以及學術界以外的一般讀者，讓大家可以聽他敘述一遍自己的人生旅程，怎麼從文革時期四川的一個山溝裡，最後得以進了北大，親炙朱光潛、錢鍾書等大師，又學成於哈佛。
這段神奇的旅程，始自己於他自修的兩本書，所以應該對所有相信閱讀力量的人，都有所參考。另外，也想讓即使不是專門研究比較學和跨文化的人，也能對這個領域有些入門的認識，所以這本書裡也特別請他挑了幾篇這方面的介紹，並編輯了他一些很生動的「片語」。
下面則把我曾經在《他們說》之中對張隆溪所做有關「品味」的一篇訪談，也放在這裡，希望有助於讀者對他更一些認識。
郝明義：台灣近年來的許多混亂狀況，與其說是什麼政治與法律問題，我覺得倒更像是一些涉及「品味」的問題。「品味」可以如何定義？
張隆溪：Taste，品味，或是說趣味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一種典範或者規範，本來就帶著超出一般層次的意味，代表一種比較高、比較精緻的東西。所以，文化的趣味，原來和貴族有關係。譬如食品。要講究味道，吃得精緻、獨特，這在過去的時代，就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事情。因此，品味總帶著某種貴族氣息，超乎生存溫飽的基本需求，而具有文化的意義。
近代中產階級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一些新富有了錢，就會附庸風雅，但是卻沒有品味。莫里哀《貴人迷》中那個想做貴族的資產者儒爾當先生，正是一個典型的寫照。儒爾當先生找人教他文學，才聽說有詩和散文兩種，押韻的是詩，不押韻的就是散文。他不禁大為感慨說：「噢，不押韻的就是散文啊，我居然不知道，我已經講了幾十年的散文啊。」笑話歸笑話，不過我們從這個寫照裡，仍然可以看出，起碼這些儒爾當先生們，願意承認貴族在生活的品味上比他們高，也願意去追求一種社會公認的品味。
後來，品味的帶動者不侷限於貴族了，但不論怎麼說，品味的本質，就在把一些事情和行為，做出非常細緻、精緻的層次與區分。就算你到不了某個層次，起碼你會承認有那個層次，而自己心嚮往之。這就是品味的意義與作用。
郝明義：所以，所謂沒有品味，就是社會裡的事情和行為，分不出那麼多層次，而大家看不到比自己高的那個層次，當然也就不會心嚮往之。
張隆溪：是。不過，從二十世紀中葉的後現代主義興起後，「品味」是個要被打破的議題及對象。所以「品味」本來就是全世界都不大談的東西了。不過，物極必反，今天應該是我們重新看待「品味」的時候了。
科學主義在破壞，後現代主義不要談
郝明義：這個脈絡是怎麼出現的？
張隆溪：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情況，話得先說遠一點。 以西方來說，taste，我們說品味或趣味的這件事，尤其在理論闡述上，主要形成於十七、十八世紀。為什麼是形成於這個時間，則又要往前看到十五世紀，甚至十三世紀。
中世紀的思想，把任何東西都看作是一個sign，即符號，每個符號背後都有上帝的旨意，所以把自然視為表現上帝創造和榮耀的所謂「上帝之書」，萬事萬物都有隱祕的精神意義。這就是中世紀的精神象徵主義（spiritual symbolism）。
但是到了十三世紀，由於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譯成拉丁文，當時提出了信仰和理性如何調和的問題。神學家托瑪斯。阿奎那深入研究亞里士多德，提出了劃時代的觀點。他認為一，自然本身有本體存在的意義，而不是精神象徵的意義；二，只承認舊約裡講的歷史代表一種精神意義，而這種精神意義不及於人類的一般歷史。這就啟發了自然主義（naturalism）。
自然主義不只可以說是為其後兩百年的文藝復興打下了一個理論基礎，也可以說由此開始，西方人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轉而有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
這個思想脈絡，歷經文藝復興而到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終於確立了西方崇尚理性與規範的一個傳統。
法國路易十八時代掌握大權的紅衣主機黎舍留，在一六三五年建立了法國科學院，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訂立語言的規範。十七世紀，英國也成立了皇家學會。在十八世紀，約翰生博士（Dr. Samuel Johnson）編了第一部英語字典。從義大利到法國，歐洲各地的沙龍興起，討論文學，建立藝術的審美觀念。約翰生博士在倫敦文人圈子裡很有聲望，對於決定當時社會上的文化品味，就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這種種都在說明，社會大眾希望擺脫以前的「野蠻」，相對於過去，有信心也有修養，樂於接受另外一些有修養的人的指導或薰陶。
細分起來，這裡說的「另外一些人」，其實可以分為兩種人。
第一種人，是貴族。貴族在品味這件事情上的作用，我前面已經講過了。
另一種人，則是新生的知識份子。在那個時代，這些知識份子的特色，就是立足於理性思考加上知識系統，來建立他們的道德、美學以及哲學思想的體系。他們舉辦或參加的沙龍，正好提供了他們散播影響力的場所。
一個社會，不論願意受貴族，還是受知識份子的影響，都說明這個社會裡的大眾，願意承認社會裡比較高層次的生活與文化品味的存在，願意接受這些品味成為一種「典範」或「規範」來影響自己。所以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的品味，可以說是由知識份子與貴族所代表的「理性」與「典範」所形成。
郝明義：很古典的定義。
張隆溪：到了十九與二十世紀，正好是一個要打破貴族及階級的時代，也是大家對上層，對精英，逐漸採取批判態度的時代。所以品味及趣味中原先屬於貴族那個部份形成的典範，就被打破了，那種價值也就被拋棄了。從這個方面來看，這是個由規範到分散的時代。並且是對普遍性質的規範喪失信心的階段。
另一方面，由於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興起，前個階段「理性思維」的典範，也被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取代。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導致基督教的分裂，天主教和新教彼此對立，後來爆發了相當長期的宗教戰爭，最終造成歐洲國家社會生活的世俗化，使政教分離。這就使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尼采宣稱上帝已經死了，而上帝死了之後，雖然有人提出以藝術或審美教育來取代宗教，可是到科學與技術上位之後，科技或者說科學方法才真是取代了上帝。
到了十九，尤其是二十世紀上葉，一般人對科學的距離與隔閡日益拉大。懂科學的人也就逐漸有了「雖然你不懂，但是我告訴你這是為你好的，這樣做就對了」的心理。你不了解它，又要相信它。科技系統，已經自成一種信仰。這也就是所謂的「科學主義」。
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涵蓋的範圍不只是自然科學，在社會科學的方面，顯示得尤為透徹。
從馬克思到列寧，其實都是科學主義的信奉者。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說，馬克思發現了社會發展的規律，這個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按照他發現的規律去做，就一定能建造最好的共產主義社會。一旦宣稱是科學真理，所有反對他的人就成為反對科學、反對理性，於是就都沒有道理。烏托邦的危險，也就在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科學本來是幫我們理性思考的起因，也是結果。但是發展到科學主義，尤其是以量化的科學方法應用到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地步，反而和理性思考越來越遠了。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發展價值的多元，加上科學主義的擴張和人文精神價值的逐漸邊緣化，十七、十八世紀以貴族和知識份子的「典範」與「理性」而形成的品味，到了二十世紀，就被大幅破壞了。
進入二十世紀中葉之後，後現代主義興起，再針對前一個階段的這種科學主義所形成的規範進行批判，認為是一種線性發展，需要再打破。
從好處看，這些過程都是社會多元化的一種發展，但是從壞處看，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典範、規範，也就形同於沒有品味可言。所以後現代主義是不要談品味的。這就是我說全世界都很久不談品味的一個歷史背景。
郝明義：整個二十世紀受美國的影響都很大，美國在這其中起的作用又是什麼？
張隆溪：因為美國最強，大家都要看他，當然會受他影響。
美國示範的第一件事情，是民主。而身為一個民主社會，美國雖然集中了一些最有品味的人，中產階級也很多，但是很多事情與行為都比較粗糙。因而，民粹主義，以及各種低俗、媚俗的毛病都有，民主社會的好、壞，都在此。
但畢竟美國文化的根基在歐洲，民主程度又比較高，所以還好。
郝明義：我覺得就政治人物的品味而言，柯林頓就做了一個最壞的示範。他在陸文斯基案中，以各種文字與語言遊戲，躲過了法律責任，雖然成功地熬過了任期，但是想必也給全世界許許多多政治人物一個訊息：只要你硬拗，別人就拿你莫奈何。
張隆溪：品味與法律是不同的。法律是一種外在的規定，講的是rules（規則）。品味則是自覺，講的是norms（規範）。也正因為品味是自覺的事情，如果你對是非沒有公正的認識，如果你把外在的規定和自己內在應有的自覺混為一談，別的就不用說了。
附庸風雅不應是貶義詞
郝明義：今天破壞品味的事情，還可能有哪些？
張隆溪：如果我們承認品味是一種自覺的事情，是一種自覺生活和行為原來是有許多層次，而又能體會到自己所在的層次。那麼就可以說，所有破壞自覺的事情，都是在破壞品味。而自覺又和思考有關，所以，也可以說，所有破壞思考、思想的事情，其實也都是在破壞品味。
郝明義：這麼解釋很好。有些人以為每天追蹤，或者享受最時尚的事物，就是很有品味。少了思考在支撐，那還是談不上有什麼品味。
張隆溪：談到時尚，還應該提一下，品味涉及的另一個抽象因素，審美的藝術。
審美的藝術，不像科學那樣一定與時俱進。有一定的classic（經典），而這種classic是超越空間與時間的。這和只講流行的商品是不同的，商品只是單純的線性發展，永遠是新的比舊的好，買電腦和蔬菜，都是如此。但文學，藝術卻不然。有的作品一旦達到高超的經典的程度，就在那裡，是難以超越的。
郝明義：在你的觀察裡，今天還有哪些事情最可能破壞思考，也就是品味的？
張隆溪：第一，我會說是網路與許多電子媒體。它們給人幾秒鐘之內就能掌握一件事情（get a point）的感覺，這是很破壞思考的。《美麗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有一本書叫作Text and Pretext，他那本書的序言寫得十分精彩，其中把訊息（information）和知識（knowledge）的不同，剖析得極為精彩。今天的網路與許多電子媒體給我們的只是訊息，而不是知識，當然也就可能離思考越來越遠。
第二，我會說是一些走向基本教義派的宗教。宗教一旦走向基本教義派，就會失去和其他文明對話與理解的機會，當然也就減少思考的可能。
第三，是政治的意識型態。政治意識型態一旦掛帥，對我們思考會產生多大的破壞，中國大陸在三、四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已經足為代表。只是同樣的戲碼，今天還在以不同的樣貌在很多地方上演。
第四，我會說是科技。科技上位，取代上帝那種權威反而會產生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這裡不再重複。只是今天起碼在華人社會裡，大家對科技的崇拜，並沒有任何減輕的趨勢。今天台灣、香港、大陸，幾乎所有大學的校長，都是理工出身。美國也大都是如此。這就可看出一個端倪。
然而，人生的真理，不可能是由自然科學的方法所能窮盡的。科技的作用，可以把事情量化，但很多重要的事情是沒法用科技來量化的。
以今天大學的評量方法來說好了，由於科技當道，人文學科的評量方法與自然科學相同。這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人文，一定要看某一部份感覺，就是不能只看「量」。
所以我覺得，這種一切以科技為主導的信仰，也就會成為破壞我們思考作用的一種因素。
郝明義：那你從香港來觀察台灣今天的品味問題呢？
張隆溪：台灣今天最大的好處，是一個民主社會。不過民主的好處是，能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壞處是，往往沒法尊重少數的精英。這雖然不能說和品味一定矛盾，但確實有一定的緊張關係。
另外，民主的選舉制度，為了爭取選票，也容易造成民粹主義。
在競選的時候，一味去迎合一般選民的要求，就造成媚俗，甚至狹隘地方主義。這種只講本地化的狹隘地方主義，英文是Parochialism。這裡的parochia即parish，指的是教區，所以也有本地或本土之義。
這麼看，我們就知道強調本地的民粹主義一定會和品味產生矛盾了。
因為，第一，民粹主義訴求的是本土意識，所以本土意識本身就容易成為一種意識型態。不論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型態，還是本土主義的意識型態，一旦意識型態主導一切，所有事情的取決標準就只剩下看你是反對我還是贊成我。品味這件事情，需要細緻的層次區分。但是意識型態主導一切的時候，只分你是贊成的還是反對的，中間什麼層次也沒有。
台灣今天一些政治人物訴諸本土主義的情況，其實和大陸四十年前訴諸無產階級意識型態的情況很類似。
第二，民粹主義就是會為了拉攏人、爭取更多的人，而取悅低俗，不惜犧牲自己的一些價值觀。政治上固然如此，但是包括文學、藝術、傳媒等面向，也都會出現這種為了吸引大眾，而刺激低俗的情況。
說起來，這兩者都跟民主的本質有關。民主的好處，就是能充分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比較公平。但其缺陷，就是無法照顧到少數的、比較細緻的上層。
今天的華人社會太受美國的影響，美國不好的，都來了，但美國一些有傳統的優點，則還來不及在華人社會培養。
譬如，香港和台灣，都為一些八卦、低俗的報刊當道所苦。美國不是沒有這種小報，如National Enquiry這種tabloid，但是美國同時還有《紐約時報》這種大報。而台灣和香港，卻幾乎是所有的報紙都在往這種八卦式的報紙靠攏。
郝明義：你對這種情況悲觀嗎？
張隆溪：我倒還是樂觀的。 人，終究都是想過比較好的日子，而品味就是告訴人們，什麼是好的東西。所以，在一個成熟的社會裡，一定會出現比較好的規範和品味。只是我們需要注意：一，這需要時間。二，對一些還存在的品味，不要輕易破壞。品味這個東西，要破壞是很容易的，要建立，卻很難。
郝明義：今天如果要重新提醒大家對品味的注意，有什麼可做的事情？
張隆溪：首先，我們應該認知品味的本質，也就是品味應有一定的規範性。而要認知這種品味的規範性，需要體會品味的不同的層次。要體會品味的不同層次，則需要有一種內在的自覺。而自覺，又需要思考。所以，要注意品味，首先得養成思考的習慣。不要讓這個什麼東西都來去如風的時代破壞自己思考的習慣，進而養成一個對事物體會一下再吸收的習慣。
另外，這種自覺、思考的對象，則要從衣、食、住、行的生活層面開始，再到思想、哲學、文學、藝術。各個面向都能如此自覺地思考，注意品味的層次，就可以逐漸建立品味了。
另外，十七、十八世紀時，是把社會上最高層次的一群人的品味找出來，再影響社會上的其他人。在今天這個民主，不講究階級的社會裡，這也是不能做到的。但是，可以由己而人，建立像維柯所說的SENSUS COMMUNIS，也就是大家共同一致得到的一種感覺。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附庸風雅是好的，不應該是貶義詞。冥頑不化才麻煩。附庸風雅起碼是一個起步，只是這個起步最好伴隨著自己的自覺，與思考。
一首詩打開了一個書籍的寶藏
郝明義：你現在是跨文化研究的專家，我聽你提過，你在這方面的起步，卻是拜文化大革命時期所賜。這段奇特的旅程是怎麼開始的？
張隆溪：對於求知而言，文革是極為不利的一段時間。當時有幾個囊括一切的概念，否定了一切知識：凡中國古代屬封建主義，西方屬資本主義，蘇聯東歐屬修正主義，由於「封」、「資」、「修」都在破除之列，於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識無一不是毒草。讀書越多的人越蠢，知識越多的人越反動，於是知識份子被名為臭老九，幾乎等同於階級敵人。
我是成都人，文革開始後不久，就去四川南部一個山區下鄉，在那裡當了三年農民。當時的物質條件普遍都很差，沒有足夠的食物，生活非常艱苦，我的體重還不到一百磅。不過，我極為幸運的是，倒偷偷有著很豐富的精神食糧。說是豐富的精神食糧，其實不過是兩本英文書。一本是希臘羅馬文學的英譯，另一本是英美文學選讀。這是在我下鄉的時候，中學一位英文老師潘森林先生把他抄家劫餘的兩本書送給我的。書雖然只有兩本，但是由於內容是經典之作，我翻來覆去地讀，就給自己打下了當時並不知道的基礎。
我在下鄉的時候，還負責管那個村裡唯一的一台的收音機。收音機可以收聽到國外一些英語節目，我看村裡的人也聽不懂我在聽什麼，就偷偷地跟著收音機學英語的聽說能力。後來我的英語發音還算標準，也是這段時間打下的基礎。
郝明義：相對於前面你說今天，尤其是在網上什麼訊息都來去如風的時代，你因為環境的壓迫與不自由，三年只能讀兩本書，卻導引你走上了人生後來的路程，真是因禍得福。我越來越覺得「少才是多」，在讀書的這件事情上尤其可能如此。
張隆溪：我覺得，我的幸運還不只是因為可讀的書少，所以要反覆咀嚼。在那個地方，配合著環境的氛圍，某些東西讀來印象特別深刻，畢生難忘。
在那個荒涼的山村，夜裡我只能借助自製的小煤油燈，就著微弱的光線讀書。
因此，讀那個希臘羅馬文學的英譯本，讀伊底帕斯王的故事讀到最後一句的時候，真是情境逼人。
伊底帕斯王的故事的最後一句是：「在一個人生命尚未終結，沒有最終擺脫痛苦和憂傷之前，不要說他是個有福的人」。
我讀完這最後一句的時候，正是午夜之後，四圍是無邊的暗夜，只有一燈如豆。 燈下閃動著索福克勒斯悲劇那驚心動魄的文字，竹林裡傳來蕭瑟的風聲，河裡遠遠傳來潺潺的水聲，我好像獨自一人處在洪荒曠野之中，感受到天地自然那種原始、神祕而無可抗拒的力量。
郝明義：這兩本書帶給你的奇遇，還不只如此。後面的故事記得也很精彩。
張隆溪：是的。到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從山村被調回城市，在成都市汽車運輸公司的車隊當了五年修理工。我喜歡藝術，有一幫畫畫的朋友。其中一位叫朱成。我和朱成在工廠認識後，他知道我懂英文，就問我有沒有見過原文的莎士比亞全集。我說，當然從來沒有見過。他說，「那我可以替你找一本。」
我本來以為他是在吹牛或者開玩笑，可是第二天，他真的拿來一本精裝書，是多卷本莎士比亞全集收有十四行詩的一本。我大吃一驚，朱成告訴我說，那是他一個朋友父親的藏書。老先生不相信現在還有年輕人能讀這樣的書，所以借給他這本書的條件是，要看書的人翻譯一首詩。如果真能譯得出來，他就可以再借其他的書。我喜出望外，立即選譯了一首，交給朱成去覆命。老先生看了，立刻要我去他家裡。這首譯詩就像《天方夜譚》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那個故事裡開門的咒語，為我打開了一個書籍的寶藏。
那位老先生是歐陽子雋先生。他曾在舊《中央日報》當過記者，喜歡讀古書，也喜歡英文，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書。他後來在成都一個百貨公司當售貨員，為人謙和，文革期間不知怎地就居然把他最心愛的藏書保存了下來。
他的住處，在一個破舊的小院子裡，是一間極簡陋的房子。但一走進去，就看見緊靠牆壁一排木板做成書架，密密層層放滿了各種舊書，其中大部分是英文書。我們一見面，歐陽先生就慷慨地對我說：「我這些書就是你的書，你任何時候都可以來讀。」在那年頭，書不是被燒毀，就是被封存，結果在一間舊房子裡，竟保存那麼多英國文學和歷史的經典，簡直是奇蹟。
在歐陽先生那裡，我不僅第一次讀到莎士比亞全集，而且讀了從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彌爾頓的《失樂園》到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當時我讀得最勤，可能獲益也最大的是帕格瑞夫（F. T. Palgrave）所編《金庫英詩選》（The Golden Treasury）。這部詩選初版於一八六一年，後來不斷補充再版，其流行程度很像我們的《唐詩三百首》。我從這部選集裡翻譯了大概三百首詩，這在我是很好的練習，因為讀詩是獲得敏銳語感最佳的途徑。英語和漢語在語句組織、節奏和表達方式上都很不相同，只有多讀英國文學經典，尤其是詩，才可能最好地獲得英語的語感，增強自己的信心，能夠把英語運用自如。
我永遠感謝歐陽先生在最艱難的日子裡，為我打開書的寶藏，提供精神的食糧，這對於我後來的發展，的確起了關鍵作用。可是當時讀書完全出於興趣，絕沒有想到未來有任何發展，也根本沒有想到這段時間打下的基礎，日後有助於我得以進北大，並且得以受教於朱光潛、錢鍾書等先生。可是正像《莊子。外物》所說，「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用與無用是一種辯證關係，知識的積累首先要有求知的欲望和純粹的興趣，文風的形成靠的不是實用，而是對知識文化本身的追求。
郝明義：用這段話來給「品味」這件事做個結語，也是恰當的。
張隆溪：是的。
錦裡讀書記
離開成都二十多年了，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是一個文風很淳厚的地方，而那文風之厚，尤其在艱難之際越發能顯出底蘊來。記得上高小和中學的時候，常到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去玩，喜歡背誦樓臺亭閣到處可見的楹聯。在供奉杜甫塑像的工部祠前，有咸豐年間任四川學政的何紹基題的一付對聯：“錦水春風公占卻，草堂人日我歸來。”工部祠前有幾樹臘梅，長得疏落有致，初春時分梅花盛開，或紅若胭脂，或黃如嫩玉，遠遠就可以聞到一陣幽香。所以在正月初七的人日遊草堂，別有一番風味。在草堂寺，也許晚清顧複初所撰的對聯最有名：“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蜷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小時候雖然不能完全體會這對聯的意思，卻總覺得讀起來抑揚頓挫，韻味十足，也就一直記得。另外使我印象很深，後來一直不忘的是陳毅元帥在草堂的題詞，取杜工部的兩句詩：“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兩句讀來十分痛快，似乎能從中體味杜甫的沈鬱，也更能想見陳毅自己的性格。
成都南郊有紀念劉備的漢昭烈廟，可是成都人都稱之為武侯祠，說明在人們心目中，神機妙算，而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遠重於那位靠人扶持的劉皇叔。武侯祠的楹聯也很多，其中有集杜甫詩句的一聯：“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那飄在萬古雲霄中一片羽毛的形象，實在令人難忘，讀來使人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在諸葛亮殿看見牆上石刻的杜詩《蜀相》，尤其開頭這幾句：“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再看看庭院中的古柏，便對這些詩句有格外親切的體會。這幾句詩使我想見遠在唐代，杜甫就已在城郊去憑弔過諸葛武侯，於是覺得在這些詩句中，似乎找到了和千年以上的過去一種特殊的聯繫，而在默默感悟之中，也似乎無意間獲得了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其實在小時候，這些都由耳濡目染得來，渾不知歷史感為何物，但也正因為如此，對文史，對讀書，便自然發展出純粹的興趣。所謂純粹，就是在其本身的樂趣和價值之外，別無任何實際利害的打算。我在開頭所說淳厚的文風，就是在這種對知識的純粹興趣和追求中形成的風氣。
然而對於求知而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初卻是極為不利的一段。那時候說讀書無用好像理直氣壯，報紙上就經常有偉人宏論，說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於是知識份子被名為臭老九，幾乎等同於階級敵人。當時有幾個囊括一切的概念，否定了一切知識：凡中國古代屬封建主義，西方屬資本主義，蘇聯東歐屬修正主義，封資修都在破除之列，於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識無一不是毒草。我們這個具有數千年深厚文化傳統的國家，一時間好像與一切文化為敵，要向古今中外的文化宣戰。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地方觀念，也決不認為四川人有什麼特別，但我很小就聽大人們說過一句話，道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可以肯定的是，對當時那種狀態，多數人是反感的。我那時候充滿了年輕人的反叛精神，對報紙上公開宣揚的讀書無用論和大肆吹捧的白卷英雄，都從心底裏反感、厭惡。我不相信杜甫那些優美而感人肺腑的詩句、莎士比亞那些深刻而動人的戲劇作品，居然是必須剷除的毒草！而且我發現在我周圍的同學朋友中，有我這樣想法的並不在少數。一位中學老師黃遵儒，在那年頭名字就犯忌，而且屬於“牛鬼蛇神”之類，於是取魯迅詩句之意改名民牛。他在學校以長於書法有名，在我們這幫學生幾乎全數下鄉之際，他用極工整的楷書抄錄兩首魯迅的詩送給我，我珍藏至今。這些詩句表達的憂悶心情，對於我們當時的情形頗為貼切。
從1969至1972在農村插隊落戶的三年裏，有許多和我一樣的知青對書本和知識，都有如饑似渴的追求。我們互相傳閱僅有的幾本書，討論一些跟當時的生活現實沒有一絲關聯的問題。我下鄉時，中學一位英文老師潘森林先生把抄家劫餘的兩本書送給我，一本是希臘羅馬文學的英譯，另一本是英美文學選讀。山村裏沒有電，我只有一盞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燈，每天晚上就著那如豆的微光，一直讀到深夜。雖然那時候物質生活很艱苦，或許恰恰因為物質生活艱苦，我們就完全沉浸在精神的世界裏，不僅讀文學，而且還特別喜愛哲學。知青們為了思想的交流，相隔再遠，也要時常來往。記得一位綽號叫野貓的朋友為了來交談，到晚上一定要約我和他趕夜路騎車到另一個生產隊去，可是在鄉間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裏絆倒，人從自行車上摔下來，門牙被磕斷了兩顆。我一直為此感到內疚，可是在那艱難的歲月裏，為了一夕清談，好像什麼都值得。記得曾與一位比我年稍長的朋友陳晶通信，每封信都寫好幾頁。我們談文學、美學和哲學，談普希金和托爾斯泰，談雪萊和華茲華斯，談魯迅和林語堂，也談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黑格爾。我們那時候的談論也許並非沒有一點深度，而那份真摯和熱忱更是絕對純粹的。“嚶其鳴兮，求其友聲。”記得陳晶寫來的第一封信，就引了《小雅．伐木》裏這古老的詩句，正可以道出我們那時候的心情。
在鄉下的知青生活，看似單純，卻又很複雜。我們看見農村的貧困，農民生活的艱苦，既有深切的同情，卻又因為落戶在此，身處其中，而且是到農村來接受“再教育”，所以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種居高臨下式的同情，而不過是自憐而憐人。又因為身不由己，不知將來會如何，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所以隨時有受困而無奈的感覺。那種困境不只是物質的匱乏，更是精神的枯竭。身邊貧乏困苦的現實和無盡的精神追求之間的脫節，可以說是知青生活最大的特點，不知有多少痛苦，多少悲劇和喜劇，都從這裏發生。不過那時候我們畢竟年輕，有旺盛的生命力，更有壓抑不住的精神。和我一道下鄉的同學，都各有自己的愛好和特點。其中一位叫謝洪，後來進了中央戲劇學院、成為電影導演，但在那時候他無法施展自己的表演才能，幾乎把鄉下的生活變成舞臺，隨時顯得很有戲劇性。我的好友張愛和極有音樂才能，現在參與編輯一本和音樂有關的雜誌。在鄉下，他拉起手風琴來，那悠揚的樂聲好像可以使我們拋開身邊的煩惱，進入另一個美好的時空和世界。我那時有一本奧地利作家斐利克斯．薩爾騰（Felix Salten）的名著《小鹿斑比》，我把它譯成中文，由謝洪用戲劇演員的腔調來朗誦，那傷感而帶哲理的故事，讓大家聽了時常感動不已。回想那些艱難的歲月，在困苦中仍然有對知識的熱烈追求，在貧乏中仍然有精神的慰藉，既有痛苦，也有歡笑，實在永遠也不會忘記。
1972年春天，我從四川德昌的山村被調回城市，在成都市汽車運輸公司的車隊當了五年修理工。那時候工間裏完全沒有正常作業，我每天都背一個書包去上班，一有空隙時間，立即到堿水池把油污的手洗一洗，在別人打牌或聊天的時候，就拿出一本書來讀。我喜歡藝術，有一幫畫畫的朋友。其中一位叫朱成，現在已是頗有成就的藝術家，但那時和我同是運輸公司的工人。說起這幫喜愛美術的朋友，當時在成都有不少業餘繪畫愛好者，都各在工廠或別的單位工作。他們簡陋的家裏，往往藏著一幅幅國畫或油畫。他們也常常在一起畫，互相切磋。後來四川美術學院重新招生，他們當中好幾位都去了重慶，成為一代相當成功的藝術家。不過三十多年前，這些文化藝術的根苗都還在惡劣的環境裏自生自滅，全憑個人興趣和愛好在那裏堅持。我和朱成在工廠認識後，他知道我懂英文，就問我有沒有見過原文的莎士比亞全集。我當然回答說，從來沒有見過，他就說可以替我找一本。我以為他是在吹牛或者開玩笑，可是第二天，他果然拿來一本精裝書，正是多卷本莎士比亞全集收有十四行詩的一本。我大為驚訝，朱成才告訴我說，那是他一個朋友父親的藏書，老先生不相信現在居然還有年輕人能讀這樣的書，所以借出此書的條件是要看書的人翻譯一首詩，如果真能譯出一首來，他就可以再借其他的書。我喜出望外，立即選譯了一首，交給朱成去複命。莎士比亞一百多首十四行詩，我已不記得譯的是哪一首，可是那首譯詩就像《天方夜譚》阿裏巴巴與四十大盜那個故事裏開門的咒語，為我打開了一個書籍的寶藏。
歐陽子雋先生曾在舊《中央日報》當過記者，喜歡讀古書，也喜歡英文，當年曾和在成都的外國人時常來往，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書。他後來在成都一個百貨公司做售貨員，為人謙和，與同事們和睦相處，在文革中居然把他最心愛的藏書保存了下來。歐陽先生對文化受到摧殘感到痛心疾首，看見我譯的詩，發現居然有年輕人還能讀莎士比亞，高興異常，立即請我到他家裏去。記得我第一次到他的住處，在一個破舊的小院子裏，一間極簡陋的房子，但一走進去，就看見緊靠牆壁一排木板做成書架，密密層層放滿了各種舊書，其中大部分是英文書。我們一見面，歐陽先生就慷慨地對我說：“我這些書就是你的書，你任何時候都可以來讀。”在那年頭，書不是被燒毀，就是被封存，想不到在一間舊房子裏，竟保存了英國文學和歷史的許多經典。在“破四舊”的一陣風暴裏，成都也到處有抄家、焚書的舉動，可是歐陽先生的書卻能保留下來，幾乎是個奇跡。這是否和這個城市古來的文風有一點關係呢？在激進口號的喧囂聲中，在政治運動轟轟烈烈的表面之下，是否文化和典籍就像龍蜷虎臥，沉潛于平民百姓之家，在為我們自己保存一點精神的根基呢？無論如何，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我三十年前在成都居然找到了許多英文原版書，也出於純粹求知的興趣，比較系統地閱讀了英國文學的經典名著。
在歐陽先生那裏，我不僅第一次讀到莎士比亞全集，而且讀了從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彌爾頓的《失樂園》到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如果說下鄉三年，讀希臘羅馬文學有一點收穫，那麼在歐陽先生那裏，我就第一次讀到了對英國語言有很大影響的欽定本《聖經》，又稱詹姆斯王譯本（The King James Bible）。我知道在西方文化中，希臘古典和《聖經》可以說是兩個主要的源頭，而欽定本《聖經》的英文有一種特別的魅力，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於是我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讀了兩遍。在歐陽先生那裏，我還借閱了法國史家泰納（Hyppolyte Taine, 1828-93）著名的《英國文學史》。他在那本書裏提出文學的產生取決於作家所屬的社會群體、文化環境和時代氛圍（即他所謂race, milieu, moment），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文學批評中，曾造成相當影響。當時我讀得最勤，可能獲益也最大的是帕格瑞夫（F. T. Palgrave）所編《金庫英詩選》（The Golden Treasury）。這部詩選初版於1861年，後來不斷補充再版，其流行程度很像我們的《唐詩三百首》。我從這部選集裏翻譯了大概三百首詩，這在我是很好的練習，因為讀詩是獲得敏銳語感最佳的途徑。熟悉詩的語言可以幫助我們把握語言的音調節奏，輕重緩急，詞句和語意的平衡，在自己說話和寫作的時候，就知道如何組織篇章，遣詞造句。英語和漢語在語句組織、節奏和表達方式上都很不相同，只有多讀英國文學經典，尤其是詩，才可能最好地獲得英語的語感，增強自己的信心，能夠把英語運用自如。與此同時，就像德國大詩人歌德說過的那樣，瞭解一種外語可以反過來幫助提高對自己母語的認識，也就會增強自己的語言能力。七十年代初在成都相當特殊的環境裏，儘管沒有學校提供條件，沒有老師指點，我卻由於結識了歐陽子雋先生而讀了不少英國文學名著。我永遠感謝歐陽先生在最艱難的日子裏，為我打開書的寶藏，提供精神的食糧，這對於我後來的發展，的確起了關鍵作用。可是當時讀書完全出於興趣，絕沒有想到未來有任何發展，也沒有考慮知識有任何實際用處。可是正像《莊子．外物》所說，“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用與無用是一種辯證關係，知識的積累首先要有求知的欲望和純粹的興趣，文風的形成靠的不是實用，而是對知識文化本身的追求。
我在歐陽先生那裏不僅借書、讀書，也經常聚在一起談論，談書，談文學和文化傳統，自然也談那時讓人焦慮擔憂的時事。時常參加的還有他的兒女，陽旦、陽含、陽芳，有時候還有別的幾個年輕人。歐陽先生的兩個兒子陽旦和陽芳，一個喜愛大提琴，一個學練小提琴，後來都成了專業的音樂工作者，陽含則去了美國，現在在一個律師事務所工作。回想當年在那個陋室裏的交談，實在令人永遠懷念。歐陽先生把當時的聚會，都詳細寫在他的日記裏，多年後我在成都重新見到他老人家，他還把當年的日記翻出來，讀給我聽。成都人所謂擺龍門陣，在互相瞭解的朋友之間，可以說無所不談。對當時否定文學和文化，對人類文化採取虛無主義的做法，我們是用讀書的實際來回應的。這倒不是有意為之，也更沒有任何實際的考慮，而是在成都這個有淳厚讀書風氣的地方，讀書人自然的反應。說不定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候，讀書人大概也像這樣在下面議論，並且把舊書典籍藏起來，使中國文化傳統繼續存在。畢竟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要使文化知識完全斷絕，更是談何容易。在三十多年前極為艱難的環境裏，成都這個地方使我能找到書籍，找到可以推心置腹交談的朋友，得以不斷自學，在書籍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託和慰藉。這使我永遠感激我的故鄉，也對我們自己知識文化傳統的生命力，永遠充滿了信心。
2006年7月2日初稿于香港九龍瑰麗新村寓所
7月4日完稿于德國埃森人文研究院（KWI）
取自：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8181815038#
